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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早上，老太爷叫了管家。“备三份帖子。一份送老家的族长、两份送族里那两支近的，让他们都来。”
“老太爷，几时的事？”
“下月初，开祠堂，祭祖。”
管家应了，犹豫片刻，“祠堂那边……上回大修，是二十年前了。”
“那就大修。”老太爷说，“东边那道墙重砌，梁上的灰扫干净。地砖裂了的换掉，换不了的先别动，别弄得不伦不类。”
“是——“
“老家来的人，吃住都在咱们家。路远，先派车去接。走不动的，再多派一辆。”
管家出去了。
老太爷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会儿，起身走到里间，从柜子最上头取下一只杉木匣子。他把匣子拿到桌上开了锁，取出一卷族谱。他从头往后翻，翻到最后一页，手停住了，这一卷上头，从来没有一个名字后头缀过功名。
九月初，老家来的人到了，姜家老家在平江府底下的县里，往东南九十里，一条河进去，两岸都是圩田。派去接的车走了两天。头一辆车进巷子的时候，车辕上坐着的不是车夫，是族里的一个后生，自己要坐在外头看路。
族长姜鹤鸣是长房的。他今年比姜鹤年大四岁，一条腿早年落了病，走路要人搀。下车的时候他不让人搀，扶着车辕自己站了一会儿，站稳了才往前走。
姜鹤年在阶下等着，两个人对面站着，谁也没先开口。
“路上走了几日？”姜鹤年问。
“两日。”姜鹤鸣说，“你派的车好。”
“车是新做的。”
“我晓得。”姜鹤鸣说，“一点都不颠。”
族里来了二十七个人，老的四位，中年的十来个，剩下是后生和孩子。穿的都是浆洗得干净的旧衣，颜色发白。进了二门以后，队伍慢下来。前头的人走走停停，后头的人跟着停，停下来就抬头看。有一个后生站在西廊底下，看着廊柱上那一排铜钉出神。
“这是什么木？”
“楠木。”跟着的管事说。
那后生伸手摸了一下，摸完把手缩回去，在自己衣襟上擦了擦。
孩子们被大人按着肩膀往前推。有一个五六岁的挣脱了，跑到院子当中那口石缸边上，趴在缸沿上往里看。缸里养着三尾红鱼。
他看了很久，回头喊，“爹，这个是吃的吗。”
满院子的人笑起来。他爹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拍完自己也笑，笑到一半眼圈红了。
祠堂的东墙重砌过。新砖和旧砖颜色不一样，砌墙的师傅刻意留了一道齐整的界线，没有做旧。正中那面墙上是三层木龛。最上一层的牌位边角已经发乌，字是描过一回的。案上摆着两只定窑白瓷的梅瓶，瓶里空着，没有插东西。地上新铺的蒲团一共三十二个。
祭礼由族长主持。
洗手，上香，献帛，读祝。
姜鹤鸣的祝文是自己写的，写在一张黄纸上。他年纪大了，读得慢，读到中间停了一次，喝了半口水接着读。祝文里说姜氏这一支从哪一年迁到平江，说了三代人做的是什么营生，说了哪一年买下第一条船，哪一年在县里修了第一段路。说到末尾，他把纸往下压了压。
“今有裔孙昭，进学，为江南东路院试第一。”
他念完这一句，把纸合上了。
“列祖列宗在上。姜氏一门，自迁平江，一百二十余年，今日始有此事。”
香案前头跪着两个人，姜鹤年跪在左边，姜昭跪在右边。
三十二个蒲团，后头跪满了。
姜昭把头磕下去的时候，额头碰到了蒲团上的草茎。草是新的，还带着一点硬。她听见身边一声很轻的响——是老太爷的膝盖。他跪得很慢，起来得更慢。第三拜起身的时候，他的手在地上按了一下才撑起来。姜昭伸手去扶，他把手臂让开了。
“不用。”
他自己站直了，转过身，面向着满堂的人，那一刻他什么也没说。
姜鹤鸣在旁边等了一会儿，开口替他说了，“昭哥儿的名字，记正页。”他说，“功名注在名下。这是族里第一个。”
底下有人应了一声。有一个族叔忽然哭出声来，哭了两声，被旁边的人按住。
散了以后，族里的人在东跨院坐着吃茶。姜鹤年没跟着去。他还在祠堂里，站在最上一层木龛底下。
姜昭也没走。她站在门槛边上，看着他的背影。他的手抬起来，在最上头那一块牌位的边上碰了一下，碰完就收回去了，垂在身侧。
他站了很久，姜昭没有走过去。
后来他转过身，看见她还在，愣了一下。
“怎么还在这儿？”
“我等您。”
姜鹤年往门口走了两步，停住。
“昭哥儿，我方才在想一件事。”他说，“我们家从前也送过孩子念书。你爷爷的爷爷送过两个。”
“后来呢。”
“后来一个去做了账房，一个回来跑船。”老太爷说，“不是不聪明。是家里撑不住。一个人念书，三个人得下地。”
他走到门口，伸手扶住门框。
“今日来的这二十七个人里头，有六个孩子。”
“我数了。”姜昭说，“七个。有一个在缸边上。”
“七个。”老太爷改了口，“我明日跟族长说，老家那个县里，办一所塾。房子族里出，先生的束脩我出，笔墨纸我出。族里的孩子，姓姜的，男女不论，都可以去认字。”
姜昭抬起头，“女的也能去？”
“认字又不费什么。”姜鹤年说，“认了字，往后当家算账，不至于被人蒙。”
他说得很随口，说完就往外走了。姜昭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才跟上去。
从九月起，她每月去一回府衙。头一回去，傅维躬把她带到花厅东头那间小屋。
屋里一张榆木案，一把没有靠背的凳，墙根底下堆着四摞卷宗，最高的那一摞齐她肩膀。
“这些你看。”傅维躬说。
“学生先看哪一样？”
“从上往下。”
他说完就出去了，门没关。
那一日她坐到日头偏西，第一摞是水利，本府圩田的堤岸，一年一修，修的是哪一段、用了多少土方、雇了多少人、工钱几何，一段一册。第二摞是刑名的驳案，全是上头驳回来重审的。第三摞是户口。第四摞她没翻完。
傅维躬再进来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一层。他在门口站着，没进来。
“看了多少？”
“两摞半。”
“记住了什么？”
“承熙十六年到十九年，东南那一段圩堤修了四回。”姜昭说，“每一回的土方数都差不多，工钱一年比一年高，高得不多。可是第十七年那一回，用的人比别的年份少了三成。”
傅维躬走进来，在案边站住。
“少三成，土方一样.......那你说，是那一年的人力气大，还是那一年的堤没修？”
“学生不知道。”姜昭说，“卷宗里没有写。要知道，得去看那一段堤。”
傅维躬看了她一会儿，“下回来，我带你去看。”他把门带上了。
第二回去，案上没有卷宗。
傅维躬坐在案后，手边一盏茶，茶是凉的。
“今日不看东西。”他说，“我讲个事情，你听。”
“是。”
“我做知县那年，县里有一户人家。男人死了，留下一个妻子，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家里有二十七亩田。男人一死，族里开了祠堂，把这二十七亩收了，另立一个嗣子顶这一门的香火。田归嗣子。妻女各分一亩养老，说是族规。”
“后来，那妇人告到县里来了。”
姜昭没有说话。
“我查了三日。”傅维躬说，“族规是他们族里立的，立了六十年，历来照办。契书在族长手里，年月清楚，中人俱在。律上没有一条能驳他。”
他把那盏凉茶端起来，又放下。
“若你是我，你怎么办？”
姜昭想了一会儿，“大人当日判了没有？”
“判了，判给了族里。”傅维躬说，“我按律判的。”
屋里静了一下。
“那大人今日问学生，不是问怎么判。”姜昭说，“是问判完之后做什么？”
傅维躬抬起眼，“你接着说。”
“那二十七亩田，学生收不回来。律上收不回来，强收，下一任来了还会翻过去。”她说，“可是这件事里头有一处是活的——族规是他们自己立的。他们自己立的，他们自己就能改。”
“怎么改？”
“不去改那一条。”姜昭说，“去问他们要另一条。”
傅维躬的手停在案面上。
“族里立这个规矩，图的是田不出族。那就随它不出族。”她说，“学生会去跟族长说，田仍旧归嗣子，一亩不动。但族里得添一条——嗣子承了田，就得养这一房的孤寡，养到女儿出嫁、母亲身故为止，每年出多少米、多少布，写进族规，刻在祠堂的碑上。养不到的，田收回，另立嗣子。”
“你觉得他们凭什么应？”
“凭这一条不要他们出田。”姜昭说，“凭立了这一条，往后他们族里死了男人的人家不会再告到县里来。告一回，族里丢一回脸，底下的族人虽然不说，但谁家都有媳妇，长久下去，总归会有嫌隙，族长比谁都怕这个。”
傅维躬没有接话，外头有人在廊下走过，脚步声远了。
“还有一层。”姜昭继续说。“碑得刻，写在纸上，换一个族长就烂了。刻在石头上，来往的人都看得见。族里往后要毁这条规矩，得先砸自家祠堂的碑。”
傅维躬把那盏凉茶推到一边，站起来，走到墙根底下，从第三摞卷宗里抽出一册，放到案上。
“这一册你拿回去。”他说，“慢慢看。”
姜昭看了一眼册子的封面。
“大人，”她说，“当年那位娘子，后来怎么样了？”
傅维躬背对着她站了一会儿。
“我没有去问族长。”他说，“我判完那个案子，第十九天就调任了。”
他转过身，“这件事我在心里压了十六年。”
姜昭站起来，行了一礼。
“学生记下了。”
傅维躬说，“你往后碰上的，不会跟这个一样。你只要记住一样——律上判不了的，未必是没有办法，是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可以动的地方。”
“若在当下，就是找不到呢？”
“找不到就认。”他说，“认了，也别忘。”
那册卷宗她带回家看了一整月。十月再去的时候，她把册子还回去，另外交了一张纸。纸上写了三条，是她从那一册里挑出来的三处对不上的账。
傅维躬看完那张纸，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他把纸折起来，收进袖子里，“下个月十五，你早些来.......我带你出去。”
十一月，第一回出去，他们走的是水路。
府衙的船不大，舱里一张小桌，桌上压着一卷本府的图。傅维躬坐在窗边，一路上话不多。
先看的是东南那段圩堤，堤面上长着半人高的枯草。傅维躬下了船，自己拿一根竹竿往堤身上戳。戳了三处，第三处竹竿进去了半尺。他把竹竿抽出来，倒过来看竿头的泥，“你来看。”
姜昭走过去，竿头上的泥是黑的，捏在手里散得很快。
“这是......新土。”她说。
傅维躬把泥在指头上捻了捻，“这是塘泥，塘泥松，晒不干，一场大水就跟着走了。夯堤要用黄土，一层土一层夯，夯到锹插不进去。”
“承熙十七年那一次，用的就是塘泥。”姜昭说，“塘泥就在河边上，挑一担走十步。黄土得从三里外的坡上取。”
“所以人少了三成。”傅维躬把竹竿扔了。“这一段堤，十七年那一次上报的是修好了。十八年秋天塌了一次，塌了十二丈，冲了底下八十七亩田。卷宗里写的是「水势非常」。”
“老师，那一年经手的人还在吗？”
“在。”傅维躬说，“在府里管仓。”
“老师不动他？”
“动他容易。”傅维躬往船上走，“动了他，下一个还这么修。这个堤一年修一回，年年有钱，年年有人，年年在这个地方出事。我要动的不是他。而是该想明白，那一笔钱怎么派下去。”
傅维躬在跳板上回过头看了她一眼，“上船。”
那一个月他们看了四处。一处堤，一处仓，一处织户聚的巷子，一处东乡的市集。仓里最要紧的是那本进出册。傅维躬让仓吏当着面翻给她看，翻到某年某月，他伸手按住了，“这里。”
册上那一行的墨色比前后都新。织户那条巷子走了半日。巷口第一家的织机停着，机上的经线断了七八根。傅维躬没有进去，站在门口跟那家的老妇人说了几句，问的是今年的丝价和一匹绢在牙行里能卖几钱。
出巷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本府的绢，官买的价三年没有动过。市面的价掉了两成。”
“那岂不是做一匹赔一匹。”
“即便做一匹赔一匹，她们还得做。”傅维躬说，“绢是要抵税的。”
姜昭没有说话，走到巷尾她才开口，“这个价，老师改得了吗？”
“改不了。”傅维躬说，“定价的不在本府。但我把本府这三年的绢价、丝价、牙行成交的数目，一年一报，报到路里去。”他说，“报了三年了。”
“上头有回文吗？”
“没有。”
“那为何还要继续报？”
“报。”傅维躬说，“我不报，往后有人要查这件事，连个可查的东西都没有。”
腊月起，一个月去半个月。
她开始跟着看他坐堂，多的是杂事。争界、欠债、失牛、婚书。最枯燥的是户籍。傅维躬每月都拿出两天专办这一样，办得极慢。
有一天来的是一户流民，从淮北逃来的，在本府佃田种了六年。男人四十来岁，进门就跪下，一开口先报自己在哪一乡、租的是谁家的田、第几年。
“附籍要三样。”书吏在旁边唱名，“保人两名，本地有田或有屋，居满五年。”
“保人有。”那男人说，“田是租的，屋是自己搭的草屋。”
书吏抬头看傅维躬，“草屋算不算屋。”
“但这是他自己搭的？”傅维躬说，“这得算。”
书吏把笔落下去，那男人还跪着，没起来。
“大人。”
“还有事。”
“小人有个儿子。”那男人说，“今年十一。他跟着村塾念了三年书。小人想问一句——”
他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入了籍，他能不能下场。”
堂上安静了一下，傅维躬把手里的笔放下。
“户籍满三年，可以。”
那男人的额头贴到了地上。
姜昭站在屏风侧后头，看着书吏把那一行字写完。写的是户主的姓名、乡贯、丁口、户籍年月。那一行写完，这一户人家往后三代的路就开了。
出府衙的时候天在落雪，傅维躬送到廊下就不送了。他站在廊柱边上，看着院子里的雪。
“我做过三任知县，两任通判，一任知州，如今在这里。”他说，“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知县，死在任上。我祖父是从一个县里的书办熬上来的。”
“我们家三代人，没有一个在京城待满过两年。”
姜昭抬起头，“为什么？”
“上不去。”傅维躬说得很平常，“也不想上。京城里那个地方，一件事要经八个人的手，八个人里头有六个跟这件事没关系。我在那里坐了一年半，办成的事没有我在县里两个月办的多。”
“所以老师才会回来？”
“我求的外放。”他说，“求了两回。”
雪落在廊下的石阶上，落一层化一层。
“外头都说地方官熬资历，熬够了往上走。”傅维躬说，“我不愿熬，我要的是，我在一个地方待三年、五年，走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样东西是我留下的。堤也好，仓也好，一本册子也好。哪怕再小，都是真的在做事。”
姜昭犹豫着问，“若是后头的人要是把它拆了呢？”
“拆了就是拆了。”他说，“可他得动手拆，他动手拆的那一日，总有人看见。”
姜昭低下头，“学生记住了。”
“你别记住。”傅维躬把手笼进袖子里，“你往后走的路跟我不一样。你这样的人是要往上走的。我说这些不是让你学我。”
“学生请老师赐教。“
“让你知道底下是什么样子。”他说，“往上走的人多，但记得底下长什么样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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