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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旅在名山以东的一个小镇驻扎下来。镇子叫黑竹关，不大，百来户人家，挤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镇子外面是一片收割过的稻田，稻茬齐膝高，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枯黄的光。远处的山岭上，松树和杉木黑压压的，像一道厚厚的墙，把西边的天空遮得严严实实。炮声从那道墙后面传过来，闷闷的，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捶地。王德福把旅部设在了镇子东头的一户地主家里。三进的院子，青砖黑瓦，门楣上雕着花，虽然漆色斑驳了，但还能看出当年的气派。正厅里摆着太师椅和八仙桌，墙上挂着一幅中堂画，画的是松鹤延年。陈东征把地图摊在八仙桌上，用茶杯压住四个角，站在前面看了很久。沈碧瑶坐在旁边的太师椅上，面前堆着一摞电报，一份一份地看，看完一份放到一边，又拿起下一份。
王德福跑进跑出，手里的电报纸越来越多。他从师部转来一份，从川军联络站转来一份，从电台监听里截获一份，每一份都说的是同一件事——百丈关的战况。但每一份说的都不一样。
“旅座，这份是川军刘湘部发来的，说他们在百丈关击退红军进攻，毙敌数千。”王德福又放下一份。
陈东征又看了看，放下。
“还有这份，是我们电台监听到的红军通讯。他们说——他们在百丈关取得了重大胜利，歼敌上万。”王德福的声音压得很低。
陈东征接过那份电报，看了很久。歼敌上万。他知道这是宣传，是政治鼓动，不是真实的战报。但“上万”这个数字，无论放在哪一边，都意味着几千条人命。他把电报放在桌上，没有说什么。
沈碧瑶从太师椅上站起来，走到桌前，把那些电报一份一份地拿起来看。她的眉头越皱越紧，手指在纸页上划过，指尖微微发白。她看了半天，把电报放下，看着陈东征。
“这仗打得太乱了，什么都看不清。一份说红军攻下雅安，一份说川军击退红军，还有一份说双方都死了上万人。到底谁在赢？”
陈东征看着她。“看不清就对了。打仗就是这样，谁的情报都不准。前方的人在拼命，后方的人在吹牛。你信哪一份，哪一份就是真的。”
沈碧瑶愣了一下，没有说话。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看着远处的山。山在暮色中变成了深紫色，一道一道的，像凝固了的波浪。炮声从山后面传过来，闷闷的，一下一下的，像是在喊一个人的名字。
当天晚上，沈碧瑶没有睡。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把那些电报一份一份地摊在床上，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对比。红军的电报说他们赢了，川军的电报说他们赢了，师部的电报说情况不明。她不知道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也许都在说假话，也许都在说真话，只是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她揉了揉眼睛，把电报收起来，放在桌上。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月亮出来了，圆圆的，把整个院子照得银白一片。陈东征的房间还亮着灯，他的影子投在窗户上，低着头，在看地图。她看着那个影子，看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沈碧瑶端着两碗水走进陈东征的房间。他把一碗放在陈东征面前，自己端着一碗在对面坐下。
“我想了一夜。”她说。
陈东征抬起头，看着她。“想什么？”
“想这场仗。想谁在赢。”沈碧瑶看着他。“你判断谁赢了？”
陈东征沉默了很久。他端起水碗，喝了一口，放下。他看着窗外的山，山在晨光中泛着灰白色的光，光秃秃的，像一堆堆起来的骨头。他知道答案。他知道川军会赢，知道红四方面军会败，知道他们会退往甘孜，知道他们会损失过半，知道他们最后会不得不去陕北找中央红军。他知道这些，因为他在历史书上读过。但他不能告诉她。
“川军会赢。”他说。
沈碧瑶愣了一下。她看着他，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平时那种冷淡的、疏远的光，是一种更深的、像是“我知道但我不想说”的光。她不相信。她见过红军，在遵义城里见过他们帮老百姓挑水扫地，见过那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女兵，见过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她不相信这样的队伍会输给川军。但他说“川军会赢”。她想起他以前说的那些话，每一次他说“会怎么样”，最后都“会怎么样”。在赤水河边，他说红军会回来，红军回来了。在凉山，他说彝人不会打他们，彝人没有打。在大渡河边，他说有人从铁索上爬过去了，那些人真的爬过去了。他说川军会拼命，川军在拼命。她不信，但她又怕他说的对。
“我不信。”她说。
陈东征看着她。“那就等打完再说。”
当天晚上，沈碧瑶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前摊着那个小本子。她拿起笔，想了很久，然后写道：“他说川军会赢。我不信。但他从来没有错过。”
她写完这句话，看着它，看了很久。她把笔放下，合上本子，塞进枕头下面。她躺下来，闭上眼睛，听着西边的炮声。炮声很密，一下接一下的，像有人在敲一面很大的鼓。她听着那个声音，想着他说的那句话——“川军会赢。”她不信。但她又怕他说的是对的。如果他对了，她就输了。她不想输。
陈东征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开灯。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图上的山川河流照得发白。他看着那些线条和圆圈，看着那些他熟悉的地名——百丈关、名山、邛崃、雅安。他知道那些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几万人在那里厮杀，在死人，在流血。他们当中有的人是被逼着来的，有的是为了保卫家乡，有的是为了信仰。他不知道谁对谁错，他只知道，死的人太多了。
他想起自己从那个出租屋里穿越过来的时候，屏幕上的白光一闪，他就到了这里。他以为这是一场梦，以为醒来就会回去。但几个月过去了，他还在，还在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里，穿着不属于他的军装，带着不属于他的兵。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只知道，他不想让那些兵去送死，不想让那些红军去送死，不想让任何人去送死。
但他也知道，这场仗，川军会赢。不是因为他想让他们赢，是因为他知道历史。红四方面军南下，打百丈关，打不过川军。不是川军多厉害，是张国焘错了。他走错了路，选错了方向，把几万红军带进了死胡同。那些人本来可以不死的，那些人本来可以走到陕北，可以活下来，可以看见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死了，死在了川西的雪山草地上，死在了自己人的错误里。
他恨张国焘。他恨那个因为争权夺利而让几万战士白白牺牲的人。他恨他知道这些事却什么都不能做。他只能坐在这里，听着炮声，等着那些人死，等着历史按它该走的路走下去。
他想起一个人。不是蒋介石，不是刘湘，不是范绍增。是另一个人。那个人在陕北，在那个他只在历史书上见过的地方。那个人叫毛泽东。他不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不知道他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他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他知道，那个人是对的。那个人走的路是对的，那个人做的事是对的，那个人会救中国。
他想起自己大学时的老师。那个老师姓什么来着？他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记得那个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见过毛泽东。远远地见过，在人群中，只看到一个背影。他说他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街角，站了很久。陈东征那时候不理解那种激动，觉得不过是一个历史人物，有什么好激动的。但现在他理解了。他在这里，在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里，听着那些人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觉得他们很近，又很远。近到他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远到他永远也见不到他们。
他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们。不是以国民党旅长的身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他想听听他们说话，看看他们笑，感受一下那个让他的老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是国民党旅长，是陈诚的侄子，是蒋介石的少将。他站在他们的对面，站在他们的敌人那一面。他永远也见不到他们。
他低下头，看着地图。他的手指从百丈关往北划，划过雅安，划过天全，划过芦山，划过懋功，划过草地，划过雪山，一直划到陕北。那条路，他知道。红四方面军会沿着那条路走，走到陕北，走到中央红军那里。那些人会活下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基石。而张国焘，会被遗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知道这些，但他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只能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地图，想着那些会死的人，想着那些会活下来的人，想着那个他永远也见不到的人。
沈碧瑶站在门口，看着他的影子。他没有开灯，一个人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她知道，他在想一些她不知道的事。她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转身走了。
第二天早上，陈东征走出房间的时候，沈碧瑶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她手里端着一碗水，递给他。
“想了一夜？”她问。
陈东征接过水碗，喝了一口。“嗯。”
“想出什么了？”
陈东征看着远处的山。山在晨光中泛着淡蓝色的光，层层叠叠的，像一幅没有干透的水墨画。他看了一会儿。
“想出了一句诗。”
沈碧瑶愣了一下。“什么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沈碧瑶看着他，不知道这句诗是谁写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念这句诗。但她觉得，他念这句诗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平时那种冷淡的、疏远的光，是一种更亮的、像是“我看到了什么”的光。
“谁写的？”她问。
陈东征沉默了一下。“一个前辈。”
他转过身，走回房间。沈碧瑶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她看着那条影子，看了很久。她不知道他说的前辈是谁，但她知道，那个人一定很重要。重要到他在黑暗里坐了一夜，只为想起他写的一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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