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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六点，我被闹钟叫醒了。闹钟是手机上的，铃声是一首很老的歌，苏滢以前喜欢听的那首。我没有换过，虽然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都会揪一下，但我舍不得换。这是苏滢留给我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一首歌，一件睡衣，一个房间，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记忆。
我坐起来，头有些晕，大概是昨晚没睡好。我做了几次深呼吸，等眩晕感过去之后，才慢慢地站起来。
窗外天已经亮了，但光线是灰蒙蒙的，云层很厚，压得很低，像一块巨大的灰色海绵，吸饱了水，随时都会拧出雨来。
台风还没有来，但它的前奏已经到了。
我穿好校服，站在镜子前看了看。校服是蓝白色的，上衣是白色的短袖衬衫，领口有一个蓝色的蝴蝶结，下身是一条蓝色的百褶裙，裙摆刚好到膝盖上面两指的位置。
镜子里的女孩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瘦了一些，白了一些，但整体还算正常。没有人会从外表看出来，这个女孩的心脏可能随时会停跳。
我把头发扎成了一个马尾辫，露出额头和耳朵。耳朵上有一对很小的耳钉，是银色的，苏滢送我的十三岁生日礼物。她说：“等你十八岁了，我送你一对真的钻石耳钉。”
她没能等到我十八岁。
我也没有等到她的钻石耳钉。
“柠柠，起床了吗？”母亲在门外敲门。
“起了。”
“出来吃早餐。”
我打开门，走到餐桌前。早餐很丰盛——小米粥、煮鸡蛋、馒头、几碟小菜，还有一杯热牛奶。母亲大概五点半就起来准备了。
“多吃点。”母亲把鸡蛋剥了壳，放进我的碗里。
“妈咪，我吃不了这么多。”
“吃不了就剩着，能吃多少吃多少。”
我拿起鸡蛋咬了一口，蛋黄有些干，噎在喉咙里，我赶紧喝了一口牛奶。
父亲也坐在餐桌前，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他今天要出车，但他说会先送我去学校。他的头发梳过了，用发胶定了型，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了一些。
“爸，你今天不用送我，我自己去就行。”
“不行，我顺路。”父亲夹了一口咸菜，嚼了两下，“反正也要出车。”
我知道他不顺路。学校在东边，他的出租车站点在西边，完全是两个方向。但我没有拆穿他。
吃完早餐后，我背上了书包。书包很轻，里面只有几本书和几个笔记本。我已经一个星期没去学校了，落下了不少课，但我没有补课的打算——反正也学不完了。
“妈咪，走吧，先去墓地。”
母亲点了点头，拿了一把伞塞进我的书包里：“要下雨了，带着伞。”
“好。”
我们三个人出了门，下楼，上车。父亲开车，母亲坐在副驾驶，我坐在后座。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重，像头顶那片灰色的云层。
墓地离我们家不远，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它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山不高，但很安静，四周是农田和果园，空气比城里好很多。
车子停在墓地门口，父亲熄了火，但没有下车。
“你们去吧，我在车里等。”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下去。不是不想去，是受不了。每次站在苏滢的墓碑前，他的表情都会变得很奇怪——不是悲伤，是一种比悲伤更复杂的东西，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站在一个他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面前。
母亲下了车，我跟着下去。我们沿着石阶往上走，石阶两旁种着松柏，绿得发暗，像两排沉默的卫兵。
苏滢的墓在山腰的一个角落里，不大，墓碑是灰色的，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苏滢，生于XXXX年三月十七日，卒于XXXX年三月十七日。”
整整十八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不，是十七年又三百六十五天。三月十七号是她的生日，也是她的忌日。她活了一个完整的圆，起点和终点重合在了一起。
墓碑前有一束已经枯萎的花，看不出是什么花了，花瓣干缩成了褐色的碎片，茎秆发黑，歪歪斜斜地倒在那里。不知道是谁放的——大概是母亲，在她上一次来的时候。
母亲蹲下来，把那束枯萎的花拿开，放在旁边的垃圾桶里。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块湿毛巾，开始擦拭墓碑。
她擦得很仔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墓碑上的一些污渍很难擦掉，她就用指甲轻轻地抠，抠干净了再用毛巾擦一遍。
我站在旁边，看着墓碑上苏滢的名字，心里空空的，像一间被搬空了家具的房间。
“姐姐。”我开口了，声音在空旷的墓地里显得很小，“我来看你了。”
风吹过来，松柏的枝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我。
“妈咪说你在乡下，其实我知道你不在了。”我蹲下来，手指抚过墓碑上苏滢的名字，刻痕很深，凹槽里有一些灰尘，“你骗人，说好了等我十八岁送我真钻石耳钉的。”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毛巾在墓碑上停了一秒，然后又继续擦了起来。
“算了，不跟你计较了。”我笑了一下，“反正我也快去找你了，到时候你当面跟我道歉吧。”
“苏柠！”母亲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像一根针扎破了气球，“你说什么胡话！”
“我没说胡话，妈咪。”我站起来，看着母亲，“我说的是实话。王主任说了，大概还有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可以去找姐姐了。”
母亲的嘴唇哆嗦着，眼泪无声地淌下来。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了，只发出一些破碎的气音。
“妈咪，你别哭。”我走过去，抱住了她。她的身体在发抖，像一台运行了太久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震颤，“我不是在说丧气话，我是在说……我接受这个事实了。”
“我不要你接受！”母亲终于哭出了声，她很少这样哭——嚎啕大哭，像一个失去了所有的孩子，“我不要你接受！我要你活着！我要你好好的！我要你……”
她说不下去了，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
我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地，像她小时候拍我睡觉那样。
“妈咪，我也想活着。但如果活不了，我也想……开开心心地过完剩下的日子。”
母亲哭了很久，久到天空开始飘起了雨丝。雨很小，细得像牛毛，落在皮肤上凉凉的，像无数根冰凉的针在轻轻地扎。
“下雨了。”我说，“妈咪，我们回去吧。”
母亲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她最后看了一眼苏滢的墓碑，嘴唇动了动，无声地说了什么。
大概是“妈妈爱你”之类的话。
我们沿着石阶往下走，雨丝越来越密了。母亲撑开了伞，举在我头顶，自己的半边肩膀露在外面，被雨打湿了。
“妈咪，你也撑。”
“没事，妈咪不怕雨。”
我把伞往她那边推了推，她又推了回来。我们就这样推来让去地走完了整条石阶路，两个人的肩膀都湿了。
父亲在车里等我们，看到我们回来，他打开了车门，接过母亲手里的伞，又递过来一条干毛巾。
“擦擦。”他说。
母亲接过毛巾，先递给了我。我擦了擦头发和脸，又把毛巾递还给她。
“走吧，去学校。”我说。
车子驶出墓地，开上了通往市区的公路。雨越下越大了，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有节奏的“吱——嘎——吱——嘎——”的声音。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雨幕。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把窗外的世界扭曲成了一幅抽象画——树木是绿色的长条，房屋是灰色的方块，行人是模糊的色块。
一切都像是在融化。
车子停在学校门口的时候，雨已经小了一些，但还在下。我推开车门，撑开伞，站在校门口。
南城一中。
四个金色的大字刻在大门的横梁上，被雨水冲刷得锃亮。校门口有一块电子屏，滚动着红色的字幕：“距高考还有328天。”
328天。
我还有365天。
如果我能活到高考，那还来得及。
但我大概率是来不及了。
“柠柠。”母亲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要不要我陪你进去？”
“不用了，妈咪。”我摇摇头，“我自己进去就行。”
“那……要不要跟老师说一下，让她多照顾你一点？”
“不要。”我的语气突然坚定了起来，“妈咪，我想和其他同学一样。即使……我就只能活一年了。”
即使我就只能活一年了，我也不想被特殊对待。不想被老师用同情的目光注视，不想被同学在背后议论，不想被当成一个“快要死的人”来小心翼翼地对待。
我想正常地上课，正常地吃饭，正常地跟同学聊天，正常地笑，正常地哭，正常地做一个十七岁的高中女生。
哪怕这个“正常”只有一年的保质期。
母亲沉默了很久，雨点打在车顶上，啪啪啪的，像无数只小手在敲鼓。
“好。”她终于点了点头，“妈咪尊重你。”
她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但握得很紧，像是在做一个无声的承诺。
父亲从驾驶座上也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大，很粗糙，但很温暖。
“去吧。”他说，“有什么事就给爸爸打电话。”
“嗯。”
我松开母亲的手，转身往校门里走。走了几步，我又回过头来，看到父母还停在原地，车窗摇下来了一半，母亲的脸探出窗外，正在看着我。
他们背对着我，好像揉了揉眼睛。
不，不是好像。
是确实在揉眼睛。
雨幕模糊了他们的身影，银灰色的桑塔纳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老旧。母亲的手搭在车窗框上，指尖微微用力，指甲盖泛着淡淡的白色。父亲坐在驾驶座上，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像是在给她力气，又像是在从她那里借一点力气。
我冲他们挥了挥手。
母亲也挥了挥手，动作有些慌乱，像是在赶一只蚊子。
然后我转过身，走进了校门。
学校的操场空荡荡的，雨后的塑胶跑道颜色比平时深了几个色号，是那种发旧的砖红色，上面还汪着几处浅浅的水洼。国旗杆顶端的国旗被雨打湿了，耷拉下来，紧紧地裹着旗杆，像一件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
教学楼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着粉笔灰和雨水的味道。我的教室在三楼，高三（二）班。走廊的墙上贴着一张张宣传海报——“冲刺高考，不负韶华”“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馬”“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这些标语我以前看着觉得热血沸腾，现在看着只觉得荒诞。
“将来的你”——如果“将来的我”根本不存在呢？
我推开教室的后门，走了进去。
教室里闹哄哄的，课间时间，同学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刷题，有的趴在桌上补觉。没有人注意到我进来了——或者说，没有人刻意注意到我。
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操场对面是一排老旧的实验楼，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一片，雨水在叶片上滚来滚去，像一颗颗透明的珠子。
我坐下来，把书包塞进桌洞里。桌洞里还留着我一个星期前放的课本和试卷，语文课本翻到了《滕王阁序》那一页，试卷上的笔迹还清晰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王勃活了二十六岁。”
王勃，初唐四杰之一，二十六岁溺水而死。他写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然后死了。
我活了十七岁，什么也没写出来，也要死了。
但这有什么可比性呢？王勃好歹活到了二十六岁，比我多了九年。九年啊，够我读一个本科加一个硕士了。
“苏柠？”
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我抬起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圆脸，大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嘴唇上有一颗小小的痣。
是林栀，我的同桌，也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
“你终于来了！”林栀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书包随手往桌上一甩，“你这一周去哪了？发消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我还以为你——”
她的话突然停住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以为什么？”我笑着问。
“以为你……算了，没什么。”林栀摆了摆手，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在看一个刚从ICU里出来的病人——不对，她不知道我住院的事。
“我感冒了，发高烧，在家躺了一周。”我说。
这不算撒谎。我确实发烧了，只不过发烧只是表象，底下是更严重的东西。
“哦，吓死我了。”林栀拍了拍胸口，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
“我能怎么？”
“没什么没什么，你来了就好。”她翻开课本，但眼神一直在偷瞄我，“你真的没事了？脸色好差，白得跟墙似的。”
“没事，就是还有点虚。”
“那你要不要吃点东西？我有巧克力。”
她不等我回答，就从书包里翻出一块巧克力，撕开包装，掰了一半递给我。
“吃吧，补充能量。”
我接过巧克力，放进嘴里。巧克力在舌尖慢慢融化，甜中带苦，是黑巧克力，66%的可可含量。
“谢谢。”
“谢什么，咱俩谁跟谁。”林栀咧嘴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
林栀是我高二分班之后认识的。她是从外校转来的，第一天报到的时候走错了教室，推开了我们班的门，然后红着脸说了三声“对不起”，又关上门跑了。
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教室就在隔壁，但因为那次走错，她记住了我——当时我坐在靠门的位置，她推开门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抬头看她的人。
“你抬头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她后来形容过那个瞬间，“有一种‘我等你很久了’的感觉。明明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你的眼神好像在说，‘你终于来了’。”
我当时笑了笑，没有告诉她，那只是因为我有轻度散光，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眯眼睛，看起来可能有点像“深情凝视”。
但不管怎样，我们成了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
上课铃响了，是数学课。数学老师姓方，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女人，短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语速极快，像一台人形打字机。她走进教室的时候，手里抱着一摞试卷，往讲台上一放，“啪”的一声，灰尘扬起来，在阳光里飞舞。
“这节课做一套模拟卷，下节课讲。”她开始发试卷，“时间九十分钟，现在开始。”
试卷传到手里的时候，我扫了一眼——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一共二十二道。题型很常规，难度中等偏上。
我拿起笔，开始做题。
第一题是集合，A∩B等于什么？我选了C。
第二题是复数，求模长。我算了算，选了A。
第三题是函数，求定义域。我写了一个区间。
我的手在动，脑子也在转，但感觉身体和意识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膜——我在做题，但又不是“我”在做题，像是有一个自动化的程序在运行，而真正的我悬浮在半空中，俯视着这个坐在窗边写试卷的女孩。
她低着头，马尾辫垂在肩膀上，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她的手腕很细，青色的血管隐约可见。她的呼吸很浅，胸腔起伏的幅度很小。她的嘴唇有些干，她伸出舌尖舔了一下。
她看起来很认真，很专注，像一个普通的高三学生在做一套普通的数学模拟卷。
但她不是普通的。
她的心脏里藏着一个倒计时，嘀嗒嘀嗒，每一声都比上一声更接近终点。
“苏柠。”林栀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小声说，“第八题怎么做？”
我回过神，看了一眼第八题——是一道三角函数题，求sin15°的值。
“用半角公式。”我在草稿纸上写给她看，“sin15°=√[(1-cos30°)/2]=√[(1-√3/2)/2]=(√6-√2)/4。”
“哦哦，对，我忘了。”林栀恍然大悟，赶紧抄了过去。
“你怎么了？”她抄完之后又看了我一眼，“心不在焉的。”
“没什么，就是有点困。”
“那你别做了，休息一会儿，反正也不是正式考试。”
“嗯。”
我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偏过头去看窗外。
雨停了，云层裂开了一道缝，一束阳光从缝隙里射下来，照在操场对面的实验楼上。爬山虎的叶子被雨水洗过之后绿得发亮，每一片叶子上都挂着一颗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无数颗微小的钻石。
钻石。
苏滢说要送我钻石耳钉。
我伸手摸了摸耳垂上那对银耳钉，冰凉的，滑滑的。
“姐，你看，好多钻石。”我在心里对苏滢说，“不用你送了，这里有的是。”
窗外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了几秒，然后一颗一颗地坠落，消失在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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