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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警方加紧排查时，第三起案件在七天后到来，而且地点升级了——市中心一座已经关闭、等待改造的老式电影院里。死者是三十八岁的男人，刘建明，职业是保险推销员。他被发现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正中央的椅子上，同样被勒毙，穿着不合身的、类似过去电影院检票员的藏蓝色制服。面前的水泥地上，白色的粉笔天平图案依旧刺眼。
刘建明的背景调查显示，他工作业绩压力大，为了推销保险，有时会采用夸大其词甚至欺骗的手段，客户投诉不少，但尚未构成严重犯罪。私生活方面，据说对妻子不忠。
“又是一个在道德或职业操守上有明显瑕疵的人。”林海看着现场照片，“凶手的选择标准越来越清晰：滥用暴力、人际欺压、职业欺诈……都是生活中常见但法律往往难以严厉制裁的‘小恶’。凶手在系统地‘清除’这类人。”
而且，这次地点选择了电影院。电影院意味着“观看”、“展示”。凶手是否在暗示，这些人的“罪行”曾在上演，而他现在作为“观众”和“审判者”，给出了最终的“判决”？
连续三起案件，公众开始恐慌，媒体称之为“天平杀手”或“私刑判官”，舆论两极分化，有人恐惧，竟也有人私下叫好，认为凶手“替天行道”，清理社会渣滓。这种声音让警方压力倍增。
林海知道，必须尽快破案，否则不仅会有更多受害者，这种以暴制暴的扭曲“正义观”也会毒化社会。
技术组对三个现场的粉笔灰进行了更精细的成分分析，希望找到来源共性。同时对凶手可能获取旧制服、旧物品的渠道（旧货市场、废旧物品回收站、影视道具租赁等）进行大规模排查。
林澈也感觉到了父亲的沉重。一天晚上，他拿着自己的图画本来到书房，上面画了三个简单的场景：一个小人被锁在柱子旁，一个小人被绑在椅子上，一个小人坐在一排椅子前。每个场景下面，都画了一个天平，坏人那边翘着。
“爸爸，我画的对吗？”林澈问。
“很像。”林海看着儿子的画，“小澈，如果你来当‘法官’，你会怎么判这些坏人？”
林澈很认真地思考：“要告诉老师，或者告诉警察叔叔。不能自己打人，打人是不对的，就算打的是坏人。”
“可是，如果老师或者警察叔叔管不了呢？”
林澈的小眉头皱紧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他想了很久，指着自己画的天平说：“那……也不能自己当法官。因为法官要听很多人说话，不能只自己说。自己当法官，万一……万一判错了呢？或者，万一法官自己后来变成坏人呢？”
“万一法官自己后来变成坏人呢？”
林海心中一震。是啊，自封的审判者，如何保证自己永远公正？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自身的堕落？这恰恰是法治社会取代私刑的根本原因。孩子朴素的话，道出了最核心的伦理困境。
“小澈，你说得对。”林海轻声说，“自己当法官，是最危险的事情。”
林澈点点头，又指着三个画面：“爸爸，我觉得，这个画天平的人，好像很喜欢‘旧东西’。柱子是旧的，椅子是旧的，电影院也是旧的。他是不是……住在旧东西里？或者，心里有很多旧的事情，忘不掉？”
旧东西……心里旧的往事……创伤！
林海猛然想到，凶手如此执着于使用与受害者背景相关的“旧物”（工装对应工人/暴力者？制服对应职员/欺诈者？电影院对应“表演者”/欺骗者？），可能不仅仅是为了仪式感，更可能是在重现某种场景，或许与他自身经历过的、与这些“旧物”和“罪行”相关的创伤事件有关！
比如，他可能曾是被穿工装的人暴力伤害过，或被穿制服的人欺诈过，或在电影院遭遇过与欺骗相关的事件。他在通过这些现场，惩罚“同类”，同时也是在象征性地报复当年伤害他的人。
如果是这样，调查方向就应转向：寻找多年以前，发生在纺织厂、旧式单位、老电影院等场所的，未被妥善解决或凶手续觉得“不公”的暴力、欺凌、欺诈事件。凶手可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见证者。
这个思路缩小了范围。警方开始梳理近二十年来，与这三个场所有关的、有记录但可能处理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治安事件、纠纷、投诉。
同时，对三个死者进行更深入的背景挖掘，寻找他们是否在更早的时期，与这些旧场所发生过交集。结果发现，张彪年轻时确实在那家纺织厂做过短期临时工，期间曾因打架被开除。王桂芳工作的商店，与那家纺织厂曾有业务往来。刘建明推销保险时，曾接触过老电影院的产权纠纷相关人士。
虽然联系微弱，但并非毫无关联。凶手的信息搜集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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