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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警方全力排查张彪的社会关系时，仅仅五天后，第二起案件发生了。这次是在城南一个即将被拆除的旧式筒子楼天台。死者是一名五十二岁的女性，王桂芳，曾是一家国营商店的售货员，已退休多年。她被发现时，坐在天台边缘一个破旧的、被固定住的木质审判椅上（类似旧时教室的椅子），双手被反绑在椅背，脖子上同样有致命的勒痕。
她身上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浆洗得发硬的白衬衫和藏蓝色裙子，像是某种过去的制服。脚下放着一双老旧的黑色女式皮鞋。在她面前的地面上，同样用白色粉笔画着一个天平图案。这一次，代表人的那一端，依旧高高翘起。
现场同样被清理过，几乎没有留下线索。捆绑的绳索是常见的尼龙绳，椅子和衣物都是旧物，来源难以追溯。粉笔是同类型。
王桂芳的背景调查显示，她早年丧偶，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儿子如今在外地工作。邻里反映，她性格强势，爱占小便宜，喜欢搬弄是非，人缘不太好，但似乎没有不共戴天的仇人。她退休前，曾因为与同事争夺“先进个人”称号闹得沸沸扬扬，据说用了些不光彩的手段。
“又是带有‘审判’意味的现场。死者都有道德或行为上的瑕疵，但罪不至死。”林海眉头紧锁，“凶手在选择特定类型的‘罪人’？张彪是暴力、债务问题；王桂芳是人际关系上的不道德。他们在凶手眼中，都是需要被‘审判’的？”
连环杀手！而且是有特定仪式和“标准”的连环杀手！
警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两起案件，手法一致（勒毙、特定旧服装、粉笔天平），间隔时间短，凶手正在持续作案。必须尽快找出凶手的筛选标准和下一个可能目标。
并案侦查，成立专案组。林海试图给凶手做心理侧写：可能有一定年纪，对过去（工装、旧制服）有执念，注重“仪式感”，自认为是“正义的执行者”或“秩序的维护者”。可能有相关法律、纪律检查或宗教背景，或者单纯是心理偏执。对城市里的废弃、边缘地带（废弃仓库、待拆旧楼）非常熟悉。
调查方向集中在：能同时接触到张彪和王桂芳生活圈的人；有渠道获取旧式工装、制服、老旧刑具或类似物品的人；心理可能因自身经历而扭曲，对“道德瑕疵”极端敏感的人。
然而，范围太大，线索太少。
林海带着巨大的疲惫和焦虑回到家。连环杀手像一片沉重的阴云压在心头，尤其是凶手那种冷静的、带有“教化”意味的残忍，让人不寒而栗。
饭桌上，林国栋看了新闻简报，叹气：“专挑有毛病的人下手，这是把自己当判官了？”
周晴忧心忡忡：“这种人最可怕，他觉得自己在做好事。”
林澈安静地吃饭，忽然抬起头：“爸爸，那个粉笔画的天平，坏人的那边翘起来了，是说坏人比较‘轻’吗？”
林海愣了一下：“嗯？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翘起来的那边，是放东西轻的一边呀。”林澈比划着，“如果坏人那边轻，是不是说，在画天平的人心里，坏人其实……没那么重？或者，他用的‘砝码’特别重？”
孩子无意中的话，像一道微光刺破迷雾。林海一直默认天平图案是“善恶衡量”，坏人一端翘起代表“罪孽深重”。但林澈从物理平衡的角度提醒了他：翘起的一端是轻的一端。
如果死者（坏人）是轻的一端，那么另一端那个涂黑的“砝码”代表什么？是什么如此之“重”，以至于让代表“罪孽”的一端显得“轻”了？是凶手的审判标准？还是某种更抽象的东西，比如‘正义’、‘惩罚’本身？
又或者，图案的意思不是“此人罪孽深重”，而是“在我的审判面前，你的罪孽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依然要执行惩罚”？这更符合凶手那种居高临下的“审判者”心态。
“小澈，你觉得画天平的人，是想说什么？”林海问。
林澈想了想：“像是在玩一个‘法官游戏’。法官说：‘你有错，但我的规矩更大。’然后，‘啪！’”他做了一个往下按的手势。
“规矩更大……”林海咀嚼着这个词。凶手有自己的“规矩”，一套严苛的道德准则，死者的过错在这套准则下被判定有罪。
“还有，”林澈补充，“那个叔叔被锁着，阿姨被绑在椅子上……像不像幼儿园小朋友不听话，被罚‘静坐反思’？不过他们是坏人，所以罚得更重。”
“静坐反思”……将谋杀包装成一种极端的“惩罚”或“矫正”。凶手可能经历过某种“不公”或“秩序失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矫正体系。
林澈的视角，让林海对凶手的心理画像更清晰了一些：一个可能曾生活在严格规则下（军队、监狱、极端宗教环境、或有严厉家长），或亲身遭受过“小恶”累积伤害的人，对“失序”和“不道德”容忍度极低，并自行担任起了“矫正者”的角色。
他感谢地摸了摸儿子的头，思路清晰了不少。但如何找到这个“矫正者”，仍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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