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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心说”引发的涟漪尚未平息，格物院内新旧思想的暗流仍在涌动。然而，李瑾深知，思想的论战固然重要，但知识的沉淀、整理与传播，才是文明进步的坚实阶梯。当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开始萌芽，当零散的经验、技艺、发现逐渐积累，迫切需要一种系统性的梳理、甄别、归纳与编纂，将其从个人的、私密的、口耳相传的“秘术”，转化为公共的、可传授的、可验证的、可发展的知识体系。这不仅是传承的需要，更是将“格物”理念制度化、正统化，并最终融入帝国文化血脉的关键一步。恰在此时，一个绝佳的契机出现了。
麟德九年冬，天后武媚娘于洛阳宫贞观殿召集重臣，议及文教之事。其时，大唐国力臻于鼎盛，四夷宾服，海内晏然。武后雄才大略，既有经天纬地之志，亦有垂范青史之心。她深感自太宗朝修撰《五经正义》定儒学一统，高宗朝敕编《文馆词林》、《瑶山玉彩》等类书以来，虽文治粲然，然典籍浩繁，新旧杂糅，尤以近年来格物院所倡“实学”、“新技”、“异闻”层出不穷，多有未载于经典、不见于故纸者。或散落于匠户作坊，或流布于海商行旅，或秘藏于方士丹房，不成体系，难窥全豹。长此以往，恐技艺失传，新知湮没。
“本宫观古今治世，武功文治，不可偏废。” 武媚娘凤目扫过殿中群臣，最后落在李瑾身上，“三郎倡格物致知，诸馆新学迭出，于国于民，实有裨益。然学理技艺，若无编纂整理，则如珠玉散地，难以汇聚成器。本宫有意，仿前代修书旧例，集天下饱学之士、能工巧匠，于洛阳设馆，广搜博采，编修一部旷古未有之巨典，不唯经史子集，更兼百科杂学，凡天文、地理、算数、医药、百工、农桑、舟车、军械、乃至海外风物、新出技艺，无所不包，务求详尽，以彰我大唐文治之盛，亦为后世开智储才。三郎以为如何？”
李瑾闻言，心潮澎湃。这正是他梦寐以求之事！将格物院数年来探索的成果，以及天下已有的实用知识，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化的整理、验证和编撰，这不仅是知识的集大成，更是确立“实学”地位，将其从“奇技淫巧”提升到“经世致用之学”高度的绝佳机会。他当即出列，深施一礼：“天后圣明！此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盛举！臣以为，此典不应囿于经史陈言，更当以‘经世致用，格物求真’为旨，广收天下有用之学，尤其是近年格物院所究之新学、所创之新技，详加考辨，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务使览之可学，学之可用。此典若成，当名之曰——《弘道大典》或《开元宝典》，取其包罗万象、开启新知之意。”
“《开元宝典》？好！此名气象恢宏！” 武媚娘拊掌称善，“便以此名！此事，便由太子太师李瑾总领，会同秘书监、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并格物院诸馆，广征天下名儒宿学、奇才异能之士，齐聚洛阳，设‘修典馆’，即日开馆修书！所需钱粮用度，一应由内库、户部支应！”
诏令一下，天下震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组织编纂大型类书、总集，本是文治昌明的象征，如《皇览》、《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但如武后所谕这般，明确要求将“百工杂学”、“海外新技”与经史并列，甚至单独成类，系统编入国家级大典，实属破天荒第一遭。这无疑是对传统“重道轻器”、“重义理轻技艺”观念的一次公开挑战和部分修正。
消息传出，清流士林反应复杂。一部分正统儒臣激烈反对，认为将工匠之术、方士之流、海外奇谈与圣贤经典并列，是“淆乱学统，褒渎斯文”，有损朝廷体面。但更多务实或嗅觉敏锐的官员，尤其是与格物院已有接触或对其实用成果（如改良农具、新式海图、火药配方、医疗防疫等）有所了解的朝臣，则看到了此事的深远意义——这是将那些“有用之学”正式纳入国家知识体系，赋予其合法性与权威性。不少在野的饱学宿儒、隐逸名士，也被“修撰旷世大典”的名头所吸引，或为扬名，或为求道，纷纷应召前来。
洛阳城东南，原属将作监的一处庞大官署被紧急修缮、扩建，挂上了“修典馆”的金字匾额。馆内殿宇连绵，廊庑深邃，设总纂厅、分纂处、誊录房、藏书库、绘图坊、样本作坊等，规模空前。李瑾被任命为“监修总裁”，总揽全局。秘书监、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的负责人以及数位德高望重的硕儒任“副总裁”，分管经史、诸子等传统典籍部分的编纂。而格物院八大学馆的馆主，则被任命为“分纂总纂”，各自负责本学科领域的编撰工作。此外，还从全国各地征召、荐举了超过两千名在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百工、农桑、乃至海外方物等方面有所长的学者、匠人、方士、海商，汇聚洛阳。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知识大整理、大编纂，拉开了帷幕。
然而，编纂伊始，便遇到了根本性的难题——体例。传统类书，如《艺文类聚》，多以“天、地、人、事、物”为纲，下列子目，摘录前人著作中的相关文字，以辞藻、典故为主，注重“文”而非“理”，重“述”而不重“作”，更不涉及具体的技术操作和数据。这显然无法容纳格物院所强调的实证知识、技术流程、定量数据和那些全新的、不见于经传的概念。
围绕体例，修典馆内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传统派的副总裁、大儒们坚持沿用旧类书体例，将新技术、新知识拆散，附会于传统的“天部”、“地部”、“器用部”等条目之下，作些点缀即可。而以李瑾为首的格物院派，则坚决要求设立全新的、独立的部类，按照知识的自身逻辑和实际应用来分类编排。
“《开元宝典》，当为‘典’，而非‘类书’！” 在一次激烈的总纂会议上，李瑾力排众议，“类书辑录旧文，供词臣獭祭；宝典当立新规，为万世法式！若依旧例，则新式帆索之制，该入‘舟车’还是‘器用’？蒸汽之力原理，该入‘天象’还是‘巧艺’？新式炼钢法，是归‘金铁’还是‘方技’？如此强附，非驴非马，后人何以查考，何以习用？”
他提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全新分类框架——“三层两翼”结构。
“三层者：道、法、术。” 李瑾阐述道，“道，为根本原理，如算学之公理、格物之力学、化机之变化本质、天地运行之规律（暂以浑天、宣夜诸说并存）。法，为规律方法，如各种算法、实验之法、观测之法、推演之法。术，为应用技艺，如舟车制造、军械火器、农工之法、医药之术。”
“两翼者：用、流。” 他继续道，“用，载其实际应用、操作规程、数据图表，务求详尽，可依样施行。流，述其源流演变、各家异同、未解疑难，以启来者。”
“具体部类，当打破经史子集之藩篱，依学理与实用重分。” 李瑾最终抛出了他设计的、融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分类目录，共分十大门类，下辖百余子目：
1. 经史大义门（仍收传统儒家经典及历史，但强调经世致用的注解，并增“域外史地”子目，收录《坤舆万国全览草图》及说明，海外诸国风土志）。
2. 诸子百家门（收录儒、道、法、墨、名、农、兵、阴阳等诸子著作，并增“新学滥觞”子目，收录格物院新出之理论文章、假说探讨，如“日心说”之辩论文稿，仅作为一家之言收录）。
3. 天象历算门（分天文、历法、算术三大部分。天文部不仅录传统星象分野、占验之说，更以大量篇幅收录司天台、格物院地舆馆最新观测数据、星图、仪器制法，并列浑天、宣夜、日心（作为假说）诸说。算术部则以新符号、新方法系统整理《九章算术》等，并加入李瑾引入的几何、代数初步知识，强调演算过程与实用例题）。
4. 地理舆图门（以《坤舆万国全览草图》及其绘制方法、测量术为基础，系统收录大唐及四夷地理、山川、气候、物产、城池、道路、航道，并附详细图说、比例尺、图例规范，首次将精确制图学系统纳入）。
5. 格物致知门（全新门类，下设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磁学等子目，收录杠杆、滑轮、浮力、镜鉴、钟律等原理探究与实验结果，强调实验、数据、结论）。
6. 化机工巧门（全新门类，融合传统炼丹、冶金、陶瓷、染色、酿造等，按物质变化分类，收录物质性质、反应现象、提纯方法、合金配方、火药配制、新式焦炭炼铁法等，强调流程、配方、安全）。
7. 舟车军械门（收录船舶、车辆、桥梁、宫室等营造法式，以及各种兵器、甲胄、攻城器械、新式火器的制造图纸、用料、工艺，特别是飞轮船、新型海鹘舰、火炮、火枪的详细制法和操作规程）。
8. 农桑医道门（分农桑、医药两大块。农桑部收录新式农具、育种、嫁接、轮作、施肥、除虫、水利之法。医药部下设“医经”、“本草”、“方剂”、“解剖”、“外科”、“防疫”等子目，系统整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并加入格物院医道馆新编的人体结构图、手术器械图、消毒法、麻醉法、常见病防治手册等）。
9. 博物志异门（收录各地物产、奇珍、异兽、草木、矿物图谱及特性，以及海外传入的动植物、香料、宝石等，注重形态描绘、产地、用途，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
10. 艺文杂纂门（收录诗赋文章、琴棋书画、礼仪乐律等，体现“道艺合一”）。
此分类法一出，满座哗然。传统派大儒指责其“悖逆伦常，尊卑倒置”，“竟将匠作之术与圣贤经传并列，成何体统！” 甚至有人以辞职相威胁。
李瑾毫不退让，他搬出了武后的旨意和“经世致用”的大旗，并请出几位支持新政的务实派重臣如刘仁轨、裴行俭等为之声援。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格物院部分已编纂成册的“教材”和实验记录，其条理之清晰、叙述之准确、图文之并茂、数据之详实，远非传统类书中那些语焉不详、充满神秘色彩的描述可比。他反问：“若依旧例，将火器制法归入‘兵略’或‘器用’，寥寥数语，后人何以依之制造、改良？若将防疫之法散入‘医方’，而无病理、传播之说明，何以应对时疫？此典既为‘宝典’，当使后人开卷有益，按图可索，习之能用，方不负‘开元’之名！”
争论持续了数月。最终，在武后的默许和部分开明官僚的支持下，李瑾的“三层两翼、十门百目”分类法，以其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实用性和包容性，获得了通过。传统经史部分仍占据重要篇幅，但新知识获得了独立的、堂堂正正的分类地位。
体例既定，浩如烟海的编纂工作全面展开。两千余学者、匠人，在总纂、分纂的统领下，按照新的分类框架，开始了紧张的编纂。传统典籍的校勘、辑录、分类，由国子监、弘文馆的硕儒们负责。而新知识的整理，则成为格物院各馆的主战场。
算学馆在赵玄默带领下，以新符号、新方法，重新演绎、注释、增补自古以来的算学经典，并编撰了全新的《算学阶梯》作为基础教材，附录了大量实用算题（田亩、赋税、工程、商贸等）。地舆馆在陆明远主持下，不仅将《坤舆万国全览草图》及其绘制原理、测量方法详尽编入，还整理了大量的地方志、行记、海图，编成《天下舆地总汇》。格物馆的清玄子，则组织人员将几年来的实验记录、仪器制法、力学、光学、热学初步原理，整理成图文并茂的《格物初阶》。化机馆的章焕，带着炼丹士、工匠们，以近乎“化学实验手册”的方式，整理物质特性、反应现象、冶炼配方，编成《化机要览》。舟车、军械、农工、医道各馆，更是将各自领域的“不传之秘”——图纸、配方、工艺流程、操作规范、病例分析——毫无保留地整理出来，形成一部部详尽的“技术百科全书”。
编修过程本身，也是一次深刻的知识碰撞与融合。许多传统学者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这些“奇技淫巧”背后的原理和数据，从最初的鄙夷，到惊讶，再到沉思。而工匠、方士们，则在学习如何将自己的经验，用准确、清晰的语言和图形表达出来。李瑾要求，所有收录的知识，尤其是新技术、新发现，必须注明来源、验证过程、可能误差，并鼓励记录不同观点和未解之谜。对于“日心说”这类争议理论，则以“假说”、“异说”形式收录，列出其解释天象的优点与传统浑天说的难点，供后人研究评判，体现了“存疑”、“求真”的精神。
绘图坊内，画师们根据各馆提供的草图、描述，绘制出精细的器物图、结构图、解剖图、星图、地图、物产图。样本作坊里，工匠们则依图制作缩小比例的模型，如新式水车、纺织机、船舶、火炮模型，甚至人体骨骼、器官模型，以备校核和直观展示。
麟德十年春，到麟德十一年秋，历时近两年，这部旷世巨典的编纂工作，终于接近尾声。全典分装一千零三十三卷，目录六十卷，总字数逾万万言，插图逾三万幅。参与编校、抄录、绘图的学者、工匠、书手、画师等，前后超过五千人。所耗纸张、笔墨、绢帛、物料不计其数，武后数次从内库拨付专款，朝野称之为“盛世修典，亘古未有”。
麟德十一年腊月，新修《开元宝典》的部分精华卷帙，以特制香墨、上等徽纸、锦缎函套装帧完成，进呈御览。武后与高宗皇帝在洛阳宫盛大仪式上接受献书。当那堆积如山的典册、精美绝伦的插图、前所未见的分类呈现在面前时，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帝后与群臣，也为之震撼。
武媚娘亲手翻阅了载有新式海船图样、火炮制法、世界地图、人体解剖图、蒸汽机原理（初步）阐述、新式农具图谱的卷册，凤目之中异彩连连。她当廷下诏，褒奖所有修典人员，赐李瑾金紫光禄大夫，加太子太师如故，总纂、副总裁、各馆馆主等各有封赏。并下旨，于洛阳、长安各设“宝典阁”收藏全本，另抄录三部，分藏于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并令将其中“切于民用”的农桑、医药、舟车、水利、算术等部分，摘要编为《开元宝典便民辑要》，刊印颁发各州县，以广流传。
《开元宝典》的修成，其意义远不止于一部大型类书的问世。它标志着，在李瑾的推动和武后的支持下，一套以“经世致用、格物求真”为核心，融合了传统经典与新兴科技，并试图以相对系统、客观、实证的方式进行整理和表述的新知识体系，第一次以国家权威典章的形式，登堂入室，获得了正式的、官方的承认。尽管其中仍充斥着新旧思想的妥协与杂糅，传统经学依然占据着名义上的首要地位，但那些曾经被视为“末流”、“小道”、“奇技淫巧”的实用知识与技术，终于有了与经史并列的独立门类，其原理、方法、数据被郑重其事地记录、传承。
这无疑是一次静默却影响深远的“知识革命”。它为格物院的存在和“实学”的传播，披上了最正统、最华丽的外衣。无数渴望新知的士子、匠人，将能通过这部大典，接触到前所未有的知识世界。怀疑与实证的精神，系统分类与逻辑表述的方法，也随着这部巨典的流传，悄然渗透。
朝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儒，抚摸着刚刚颁发的《便民辑要》中那清晰准确的犁铧改良图样和施肥说明，对着身边同僚，喃喃叹道：“自此以后，经义与匠作，同载典册，恐圣人之道，将不得独尊矣……” 语气复杂，不知是忧是叹。
而在修典馆那间总纂大厅里，李瑾看着最后一批书卷被装箱运走，心中并无太多激动，只有沉甸甸的责任。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开元宝典》是一座丰碑，但更是一个起点，一个将知识从庙堂之高、私密之阁，推向更广阔天地的起点。知识的种子已经播下，并有了第一片相对肥沃的土壤。接下来，是让这些种子发芽、生长，并最终改变这片古老土地面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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