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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号那天，上海疯了。陶爱民没有在现场。他在临江，在学校教学楼一楼的收音机旁边，听着上海台的播报。播音员的声音到后来明显快了，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像是在追着什么跑。
“开盘后十五分钟，综合指数突破八百点……延中实业涨百分之三百……真空电子涨百分之二百……“
周文远站在旁边，嘴张着合不上。
“三十分钟，指数突破一千点……“
食堂打饭的刘阿姨端着搪瓷盆从走廊经过，停下来看了一眼收音机，又摇摇头走了。她大概以为里面在播什么电视剧。
到了中午，消息传遍校园。不是从收音机里传的，是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里传的。学校里有上海籍的同学，家里在营业部上班的、在工厂做工人的，纷纷往家里打电话。打不通。打通了也是忙音。再打。终于通了，那头喊得嗓子都哑了。
“涨了。全涨了。翻倍了。翻了倍了。“
下午的时候，更确切的消息来了。上证综合指数从前一天的六百一十六点，直接跳到了一千二百六十五点。翻了一倍多。有个同学说他表哥在上海营业部门口看见有人当场晕倒，被抬上了救护车。还有人说有人在营业部大厅里哭，哭完了笑，笑完了又哭。
“一夜之间变百万富翁了。“周文远计算着，“要是手里有五千股真空电子，今天就——“
“别算别人的账。“陶爱民说。
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也报了。陶爱民和周文远挤在教工食堂的电视机前面，跟十几个老师一起看。画面上，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门口排着长队，队伍拐了三个弯，从营业部大门一直排到街角。有人拿着报纸，有人攥着身份证，有人搬着小板凳坐在地上等。
画面一转，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对着镜头说：“我昨天买了两百股飞乐音响，今天翻了一倍多。翻了倍了。“他笑得满脸褶子，声音发颤。
旁边一个老太太没笑。她举着一张认购证，对记者说：“我买了十张，一张没中。现在涨价了，买不起了。“
陶爱民看到那个老太太的手。粗糙的，指节粗大，攥着那张三十块钱的纸片。
他走回收音机旁边，把音量调小了一点。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都是来看热闹的。他不想站在这里当风景的一部分。
回到宿舍，他翻出账本。
两千零一十张未中签的认购证。在五月二十号之前，黑市上的未中签认购证基本没人要——第一轮中签率太低，所有人都觉得后面几轮也差不多。有人三十块买的，想二十块出手，都没人接。
但五月二十一号之后，一切都变了。
股价翻了一倍。新股上市后的涨幅预期暴涨。这意味着后面几轮中签的认购证，中签后的利润空间大大增加。认购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中签率是多少“，而是取决于“中签后能赚多少“。
他算了一笔账。第一轮中签的新股，上市后平均涨了一倍到两倍。但五月二十一号之后上市的新股呢？涨幅可能是三倍、五倍甚至更高。因为整个市场的水位抬高了。
这个逻辑，黑市上的人很快也会想明白。
果然。五月二十二号，他给李师傅打了个电话探口风。
“老李，现在未中签的认购证什么价？“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手里还有？“
“问问。“
“昨天还是三十块没人要。今天——“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味道，“今天有人出到八十了。还在涨。“
八十。
三十块的成本，黑市价八十。翻了一倍多。但这只是开始。
五月二十五号，黑市价一百五。陶爱民在报刊室里翻《解放日报》，看到有人刊登收购认购证的小广告。以前这种广告连版面费都赚不回来，现在排着队登。
六月一号，两百。周文远每天去邮局门口转一圈，回来报数。临江不是上海，黑市不大，但也能感觉到水温在变。邮局门口多了几个生面孔，蹲在那里抽烟，看见学生模样的就问：“有认购证没有？收。“
六月三号，两百五。学校里开始有人后悔。那个买了一百张只中了两张的研究生，把剩下九十八张未中签的认购证以五十块一张的价格卖了。卖了四千九。他算自己止损了，没亏太多。
到了六月中旬，未中签认购证的黑市价稳定在了三百块上下。那个研究生如果拿着那九十八张到今天，价值两万九千块。
六十万。
周文远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手抖了。“六十万。你手里的纸片值六十万。“
“纸片不值六十万。“陶爱民说，“值六十万的是它们后面代表的认购权。“
“那你卖不卖？“
“不卖。“
“为什么不卖？六十万。你把认购证全卖了，六十万到手——“
“卖了之后呢？“陶爱民看着他，“六十万到手，然后呢？存银行？买国债？还是花掉？“
周文远说不出话来。
“后面三轮摇号还没开始。第二轮中签率会比第一轮高——因为很多人把认购证扔了。中签率高了，认购证就更值钱。现在三百块一张，到第二轮摇完可能五百、八百。“
“万一跌呢？“
“万一跌，我就拿着。认购证有效期到年底。四轮摇号，我还有三轮的机会。“
“你就不怕——“
“怕什么？“
“怕出事。万一政策变了呢？万一不摇了呢？“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政策不会变。这东西是国家定的，证监会刚成立，正在立规矩。立规矩的人不会自己拆台。“
“你怎么知道？“
“报纸上写的。你去翻三月以来的《解放日报》，每一期都在讲规范化、讲制度建设。这个方向不会变。“
周文远坐在床上，半天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你比我爸胆子大。我爸这辈子最大的一笔钱是卖了家里的猪，一千二。“
陶爱民笑了一下。
六月十号晚上，他翻出一个旧笔记本，找到一页上面记着李师傅的电话号码。旁边还记着另一个号码——他当初卖五十六张中签证的时候，李师傅提过一嘴，说有个买家专门收第一轮的中签新股，手上有不少货。
他当时没在意。现在他在意了。
他想知道一件事：第一轮中签的那些新股，五月二十一号之后涨了多少倍。
这个数字，决定了他第二轮中签后的策略——是卖中签证，还是自己认购。
他拿起电话，投了两毛钱硬币。
“李师傅，我问你个事。上次我那五十六张中签证，你转手卖给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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