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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发热的不是住客,是青川酒店的夜班司机盛勇。三月十八日清晨,他把南岬两名客人送到车站,回车场后觉得冷。杜海以为他淋雨,让人送姜汤;到中午,盛勇体温升到三十九度,开始咳嗽。城内诊所已经通知,近期接触长途旅客又出现高热者,应当单独就诊,接触人员暂停工作。
盛勇不肯去。他说自己请一天假便少全勤,还怕一进诊所,整支车队都被当成有病。杜海没有硬拖,先把当日检查表上的钥匙收走,让他坐在通风的旧调度室,再叫青川合作诊所派车。盛勇看见钥匙被收,才承认前一晚已咳过几次。
阿木在半小时内列出他四十八小时经过的地方:南岬、洗衣房、青川后门、车站和北郊车场。车上坐过九名客人,接触过三名装卸工、两名前台和六名司机。若仍按平日排班,这十九个人当天会再去二十多处。
我让相关人员停岗,酒店暂停接新客,已入住者可以留,也可以按原价退房。所有停岗人员当天工资照发,不使用病假额度。消息公布后,前台电话几乎同时响起,有人要求立即退款,有人问是不是青川藏了重病人,还有人只想知道自己的行李能不能拿。
赵坤反对立刻停酒店。他认为盛勇只是一个发热司机,诊断尚未出来,青川一关门便等于替全城确认传言。海皇宫当天还有两场宴会,合股酒店若停,他也会被问是不是所有店都出事。
我回答赵坤:“我们停的是新客和流动,不是宣布谁得了什么病。等结果的这几个小时里,十九个人若继续跑,之后就不是传言的问题。”
赵坤问:“停多久?”
黎真把现有现金表推来。酒店、车队与洗衣房若全部停七天,工资、住宿和基本维护需要十七万三千元;取消预订预计退十二万,食材与布草损失约五万。白鹭和金鸥可调现金不足二十万,赵坤项目账户里有二十六万,但属于下一期工程款。
我说:“先写七天。诊断早出来、风险解除,可以提前开;没解除,七天后再决定。工资按原排班发,临时工按过去四周平均工时发。”
赵坤看着数字:“七天以后还关呢?”
我回答:“再卖一处不影响经营的仓格使用权,也不能先卖员工这七天。”
当天下午,合作诊所排除盛勇的严重感染,判断为普通肺部炎症。但与他同车的一名旅客在外地也出现高热,来源仍不清。卫生人员建议青川对相关区域清洁、通风,并观察接触者七天。没有强制整个酒店停业,决定仍在我们手里。
这反而更难。若有人盖一张必须停业的纸,所有损失都可以归到外部命令;现在我们自行关门,每一笔退订都有人说是我过度小心。
我没有撤回七天决定。青川酒店停止新入住,餐厅不接外客,车队保留三辆无接触史车辆运送药品和必要食物,其他车停在北郊分区检查。洗衣房只完成已收布草,不接新单;培训楼暂停集中课程,愿回家的学员领取车费,留下者分层住宿。
红姨提出把“工资照发”写成具体日期。否则员工听到的是老板一句安慰,月底仍不知道钱在哪天到。黎真将七天工资分两次支付:停业第三天发四天,第七天发三天;若提前复工,正常工资接续,不冲抵。所有人签收时注明“停岗工资”,不写借款,不要求以后加班偿还。
第一笔支付前,方启荣建议只发基本工资,不发原排班中的夜班津贴。他认为人没有上夜班,不应拿津贴。红姨反对,因为停岗不是员工选择,有人原本靠夜班津贴付房租。两边各有道理,最后按津贴的一半发:不发生夜间交通和餐费,风险补贴也不应全扣。计算办法贴在每处门口。
停业第二天,城内另外两家旅店仍照常营业,却把近一周住过青川的人拒在门外。一名供应商从青川退房后无处住宿,提着箱子回来。前台按“暂停新入住”不能重新给房,他说自己前一晚本来就是住客,只因害怕先退。
罗秀没有自行改记录。她给我打电话,我让酒店划出一层作为原住客返回区,只接七天内登记过且无症状的人,入住前由诊所人员检查。不是为了赚房费,而是不让已经与青川有过接触的人四处找门。房价按原价,餐食送到门外,愿离开的随时退剩余款。
这一层最多住了二十一人。有人把我们说成收留“危险客”,后街夜宵摊全部关了,修鞋铺老板也把木门钉上。酒店每天在门口公布人数、体温异常和清洁时间,不公布姓名。第一天零异常,第二天一人低热,经诊所确认是牙病,第三天仍零。
阿木要求把十九名接触者的姓名传给四十一家客户,免得他们不知情接触。红姨只同意传工作地点与最后到访时间,不传个人住址和家属。客户需要知道谁曾进店,不需要借此找到一个人的家门。
第三天,盛勇退热。他在诊所打电话,第一句问工资。黎真告诉他四天停岗工资已放进家属领取袋,不扣医药预付款。盛勇沉默很久,说若早知道停岗也发钱,第一晚咳嗽便会报告。
这句话被写到车场门口。我们过去反复教司机安全、报病和检查,却同时用全勤奖让他们害怕开口。规则不是墙上写哪句话,而是哪一种选择会让人少拿钱。
第四天,海皇宫的一场宴会临时取消,客人理由是赵坤与青川合股。赵坤损失三万多定金,还被要求双倍退。他来到空酒店,绕着一百零八间无客房走了一层,最后同意把项目账户十万元转作短期周转,但必须记为合股股东借款,三个月内无息归还。
我没有把这笔钱写成赵坤救场。借款合同列明用途只限工资、退款和必要维护,不能用于旧债或新装修。他愿意借,是因为青川若在七天内欠薪,三家合股酒店以后都很难招人;我接受,也因为不能拿“自己扛”让员工替自尊等钱。
第五天,十九名接触者无一新增高热。卫生人员允许完成清洁后逐步开放。赵坤主张第六天开门,少亏一天;我仍按已经公布的七天走完。不是迷信七这个数字,而是所有员工、客人和合作方都按七天安排了回家、住宿和资金。临时提前一天,看似勤快,会让下次公布的期限失去重量。
第七天上午,第二笔停岗工资发完。下午,酒店请诊所、员工代表和三家合作旅店共同检查客房、通风、厨房和车队记录。四点以后开始接受次日预订,当晚仍不住新客。后街五盏白灯先亮,正门铜字到第二天早晨才开。
复业第一周,入住率只有一成四。之前稳定合作的十七家洗衣客户退出五家,车站暂停送客,供应商会议全部取消。我们没有用降到成本以下的房价抢人,只推出可取消预订:入住前六小时取消,全额退;团体不要求提前付全款。客人最担心的不是贵几十元,是下一次变化时钱拿不回来。
一个月后,退出的五家洗衣客户回来三家。车站恢复应急住宿,因为七天中青川没有隐瞒接触记录,也没有把退房乘客留给车站自己处理。入住率回到三成八,用了三个月才重过停业前水平。停业损失合计四十六万七千元,赵坤的十万元借款在第三个月最后一天归还。
方启荣复盘时说,从结果看盛勇只是普通肺炎,停七天过重。我同意结果如此,却没有同意决定错误。判断只能使用当时知道的事,不能拿后来没有发生的灾难证明当时的谨慎多余。黎真把这句话写在复盘第一页,下一页仍保留全部损失数字。
那七天没有让青川一夜成名,也没有让所有员工从此忠心。四十二名新员工里仍有六人离开,认为酒店不稳定;两名主管去了继续营业的竞争店;夜宵摊少了三家,再没回来。留下的人也不是因为感动,而是看见停门时签过的工资仍按日到账。
同年六月,一家北方旅店来函,询问能否由青川为它建立布草、司机和应急住宿流程。对方在停业期间有三名员工住过青川,看见我们怎样登记、退款和发工资。他们不要买酒店,也不要求挂青川牌,只想让一个懂这些流程的人去做两个月。
那是第一张来自澜城以外的完整订单,合同金额十八万元。收件人一栏写着我的名字,项目地点在北线尽头之外,来回要三天。
我当时不能离开。赵坤的新酒店正在验收,白鹭份额尾款刚结清,青川复业也还不稳。杜海说北线只有阮文山熟悉,他可以带流程表去。
黎真把合同放在我面前,问外地人若只认“贺青川”,阮文山到那里算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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