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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风迎面吹过来，凉丝丝的。路两边的稻田里传来蛙鸣，此起彼伏，热闹得很。张振勋出席过米商聚会后，正在回家的路上，望着前方巴达维亚城里的灯火，那些灯火一盏一盏地亮着，像星河落在人间。聚会上，众米商对张振勋恭敬客气，但暗里却带着轻视。张振勋心里明白，接手岳父的生意已有数年，米店做得再好，终究是温老板的家业。他张振勋在南洋漂了这些年，从赤脚的苦力到账房先生，从账房先生到当家掌柜，走的每一步都是别人的路。可他知道，自己的路还在前面。
他心里有一个念头正在慢慢地成形。那个念头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像一枚从海底浮上来的珠子，在月光底下闪闪发光。
开一间自己的商行。
他想要一间自己的商行。做米粮，做茶叶，做丝绸，做药材——做一切能做的生意。他要把巴达维亚——不，要把整个南洋都装进他那张越来越大的生意版图里。
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在夜风里落了地，扎了根。
他骑着马回到了温记粮行。惠兰和惠莲正在院子里收晾了一天的衣裳，见他回来了，惠莲跑过来接马缰绳，嘴里嗔怪着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张振勋把马交给伙计，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月亮很圆，很亮，挂在巴达维亚的夜空里，跟挂在大埔的夜空里的是同一个月亮。
他想起很久以前，在车轮坪村的晒谷场上，他蹲在月光底下用树枝写字，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时候他不认识南洋这两个字。如今他站在南洋的土地上，写了十年自己的人生。
张振勋把目光从月亮上收回来，转身朝屋里走去。账房里的灯还亮着，案头上的账簿摊开着，等着他回来核对。他坐到桌前，拿起笔，蘸了墨，在账簿的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了四个字——
裕和商行。
然后他在下面加了一行小字：同治八年，岁次己巳，张振勋立。
他把笔搁下来，看着那几个字在油灯下闪着墨光。
“裕和，“他自言自语地念了一遍，“裕民生，和天下。“
窗外头，巴达维亚的夜风吹进来，把油灯的火苗吹得跳了一下。张振勋伸手拢了拢灯罩，让火苗重新稳下来。那火光落在他的眼睛里，把那一双漆黑的瞳孔照得亮晶晶的。
他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开始写明天的生意计划。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张振勋二十八岁。
裕和商行的招牌挂在巴达维亚华人区最热闹的那条街上，黑底金字，是请城里最好的匠人刻的。三年时间，这间商行已经从一间门面扩成了三间，前头卖米粮杂货，后头做茶叶丝绸的批发生意，账房里三个伙计都忙不过来。
可张振勋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那天傍晚，他收了铺子，在街上走了一趟。巴达维亚的黄昏是最热闹的时辰，欧洲人区的洋人们下了班，三三两两地走进街边的酒馆里，要一杯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靠着吧台聊几句天，一天的疲惫就在那琥珀色的液体里化开了。张振勋站在一家酒馆的门口朝里望了望，里头坐着十几个洋人，有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杯子里倒着各自国家的酒，喝得眉飞色舞。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前两天有个从槟城来的福建茶商在他店里喝茶，聊起南洋各地的生意，那人抱怨了一句：“走遍了南洋，想喝一口咱们中国的汾酒、绍兴酒，愣是找不着。洋人的酒喝不惯，还是家乡的味道好。“
张振勋站在酒馆门口，忽然有了个主意。
回去之后，他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在汕头的一个旧识，托他帮忙采购一批中国各地的名酒——汾酒、绍兴黄酒、四川大曲、还有客家地区自己酿的糯米酒。他在信的末尾特意加了一句：“多多益善，不拘贵贱，只要地道。“
三个月后，这批酒到了。张振勋在裕和商行隔壁盘下一间铺面，简单装修了一下，摆上货架，把那些从中国运来的酒一瓶一瓶地码上去。他在门口挂了一块新招牌，上面写着三个字：裕和酒庄。
开业那天，来的人不多。华人圈子里的老主顾倒是赏脸，来尝了尝，有人夸绍兴酒够味，有人说汾酒够劲，可买的人少——那年代在南洋的华人大都是做苦力的，哪有闲钱买酒喝。倒是路过的洋人看见店里摆着陌生的酒瓶，好奇地进来看了看，问东问西的。
张振勋也不急。他把酒庄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墙角摆了几张小桌和凳子，客人来了可以先尝后买。他又从码头那边的茶楼请了个会拉二胡的先生，每天傍晚在酒庄门口拉上几段，过路的人听见琴声，脚步就慢下来了。
生意慢慢地有了起色。张振勋把旁边的铺面也盘了下来，合二为一。经营的也不只国酒，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应有尽有。裕和酒庄在巴达维亚的洋人圈子里也渐渐有了些名气——都说这里能喝到别处喝不着的中国酒。有英国人专门从城东跑过来买汾酒，说是“比伦敦的琴酒有意思“。
然而真正让酒庄热闹起来的，是那个荷兰年轻人。
那年轻人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个雨天。
张振勋正坐在柜台后面翻一本新到的《荷华商报》，听见门响，抬头看了一眼。进来的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个子很高，肩章上一颗星也没有，看来只是个普通军官。他收了伞，在门口站了片刻，像是有些茫然。然后他走到柜台前面，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官话说了一句：“有酒吗？“
“有。客人想喝什么？“张振勋放下报纸，站起来招呼。
“最烈的。“年轻人说，“越烈越好。“
张振勋看了他一眼。这年轻人的脸很白，白得有些不正常，眼窝底下挂着两团青黑，嘴唇干得起了皮。军装倒是笔挺的，可领口的扣子松开了一颗，露出来的衬衣领子有些发黄。
“有四川大曲，六十五度，“张振勋从酒柜上取下一只陶瓶，“不过客人，这酒烈，您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我让伙计给您切盘卤牛肉？“
年轻人摇了摇头，把一瓶大曲和一只酒杯摆在桌上，自顾自地倒了一杯，仰头灌了进去。喝得太快，他被呛了一下，咳了几声，咳得脸都红了。
张振勋看着他，没有再劝。他转身给年轻人端了一碟花生米，放在桌上，然后回了柜台后面。
那年轻人喝到第三杯的时候，开始说话。一开始是自言自语，荷兰话，叽里咕噜的，张振勋听不太清。后来声音慢慢大了，像是在跟什么人吵架，桌子一拍，酒杯震得跳起来。几个正在角落里喝酒的客人吓了一跳，纷纷看过来。
酒馆里的伙计跑过去想劝，被那年轻人一把推开，手里的酒杯摔在地上，碎了一地。
“闹事的！“伙计的脸都白了，“掌柜的，这人喝疯了，我叫人把他扔出去——“
张振勋按住伙计的肩膀，摇了摇头：“你去把地上的碎渣扫了，别扎着人。我来。“
他走到那年轻人面前，没有去碰他，也没有劝阻，而是拉开对面的凳子坐了下来。他把桌上那碟花生米往年轻人那边推了推，用荷兰话说了一句：“喝慢点，伤胃。“
年轻人猛地抬起头来，那双蓝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瞪着张振勋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垮了下来，整个人伏在桌上，把脸埋进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张振勋坐在对面，什么也没说。他就那么坐着，听着那年轻人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在酒庄里轻轻地回荡。二胡声停了，角落里的客人们安静下来，看着这一幕。
也不知过了多久，年轻人抬起头来，用袖子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他的眼睛更红了，可里面的那股凶劲儿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深深的、让人不忍多看的东西。
“对不起，“他哑着嗓子说，“我失态了。酒钱我照付。“
张振勋摆了摆手：“碎了的杯子不要钱。这瓶酒算我请客。“
年轻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不行，我——“
“你叫什么名字？“张振勋打断了他。
“……范·德·赫斯特。亨利·范·德·赫斯特。“
“好，亨利。“张振勋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大曲，端起来朝他举了举，“我叫张振勋。这杯是我敬你的。一个人离家在外，不容易。“
他仰头把那一杯六十五度的白酒喝了下去。一股热辣辣的劲儿从喉咙烧到胃里，像吞了一团火。他抿了一下嘴，把杯子放下，看着亨利。
亨利也看着他。那双蓝眼睛里慢慢地有了一些变化，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底下，忽然有一道细细的暖流涌上来，把冰面底下的黑暗悄悄地化开了一点。
他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也仰头喝干了。这一次他没有呛着。
那天晚上，张振勋听亨利说了一整夜的话。
亨利是荷兰人，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个小地主，母亲早逝，他十六岁就进了军校。在荷兰本土熬了几年，被派到东印度群岛来服役，说是升迁的机会多。可到了巴达维亚才发现，这里的军官全是靠关系上位的，他一个没背景的穷小子，被派去做最苦的差事——整日在码头上监视货船的进出，日晒雨淋，还要写无穷无尽的报告。
“我在荷兰的时候，以为到了南洋就能做一番事业，“亨利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说话已经有些语无伦次，“可这里跟我想的不一样。到处都是官僚、腐败、派系，我一个新人，谁都看不起我。每天在码头上数货箱，回来写报告，写完了交给上司，他看都不看就扔进抽屉里。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
张振勋听着，没有打断他。等他说完了，往他的杯子里又添了一点酒，然后开口说：“亨利，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我刚来这里，才十七岁。“张振勋说，“被关在橡胶园里割橡胶，后来在码头上扛包。一袋咖啡豆一百斤，我一天扛五十袋。肩膀磨出血了，第二天接着扛。那时候我也想过——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亨利抬起头来看着他。
“后来我遇到一个人，“张振勋接着说，“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今天。他说：'日子是熬出来的。你别管它现在怎么样，你只管往前走，把每一步都踩实了。等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都在你脚底下了。'“
亨利沉默了。他看着面前这个比他矮了半个头的中国人，这个穿着粗布长衫、说着一口磕巴官话的华人酒商，忽然觉得自己之前那些牢骚有些可笑。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口，这一次喝得很慢。
“张，“他说，“你是个怪人。你明明可以不管我的。“
张振勋笑了笑：“我也遇到过有人不管我的时候。那滋味不好受。“他站起来，拍了拍亨利的肩膀，“明天要是没事，你下了差还可以来。我这儿有汾酒、绍兴酒，比大曲温和，你可以慢慢喝。“
亨利也站了起来。他整了整军装的领子，把扣子扣好，朝张振勋伸出手来：“我明天会来的。不是来喝酒——是来喝你请的茶。“
张振勋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大，骨骼粗壮，掌心里有跟码头苦力一样厚的老茧。
两个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巴达维亚的一间小酒庄里，握了握手。窗外的雨已经停了，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街面的积水照得一片银亮。
亨利后来真的天天来。
不过不再喝酒了。他下了差就来裕和酒庄，有时候带一本书来读，有时候坐在角落里看张振勋跟客人周旋，有时候两个人就坐在柜台前面喝茶，亨利说他在荷兰的见闻，张振勋讲他在大埔的童年。
张振勋教他几句客家话，他教张振勋几句荷兰俚语。两个人在柜台前面你一句我一句地学着，时不时因为发音怪异而笑出声来。伙计们在旁边看得直摇头，私下里跟惠莲说：“掌柜的是中了什么邪，跟一个洋人走那么近？“
惠莲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掌柜的心里有数。“
惠莲说得没错。张振勋心里确实有数——他认识亨利快两个月了，从一开始就看出来，这年轻人谈吐得体、思路清晰，绝不是普通闹事的酒鬼。他在码头上做苦差，只是因为没人发现他是块料。张振勋看人有一套，他在这些年的生意场上练出了一双眼睛，能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里看出他几斤几两。
亨利是一块被埋在土里的玉。张振勋要做的，就是帮他把土扒拉开。
终于有一天，亨利来的时候脸色不太一样。他进门之后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柜台前面，看着张振勋，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张，我升职了。“
“哦？“张振勋放下手里的账本。
“总督府把我调去做民政事务助理。“亨利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表情——惊喜里掺着不安，“我上司说，是总督亲自点的名。我都不知道总督认识我。“
张振勋端起茶盏来喝了一口，遮住了自己嘴角的笑意。他不知道亨利这件事里面有没有他那些荷兰商界人脉的作用——他只是偶尔在跟几位荷兰商人喝茶的时候“无意中“提起过“码头有个很认真的年轻军官“——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亨利自己抓住了机会。
“恭喜你，“张振勋放下茶盏，朝他拱了拱手，“这是你应得的。“
亨利站在那里，忽然深深地朝他鞠了一躬：“张，我一直想问你——你当初为什么帮我？“
张振勋想了想，说：“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一个老水手。他在船上教了我很多话。那里面有一句：'在洋人的地盘上，别丢了骨头。'“张振勋看着亨利，“我觉得你也没丢。只是那时候被土埋住了。“
亨利站直了身体，那双蓝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伸出手来，又在张振勋的掌心里用力握了一下。
亨利升职之后来的次数少了，可每次来，都会带来一些新消息。他在总督府的民政部门工作，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知道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他会“无意“地提一句——“听说政府要重新招标酒税承包“、“鸦片特许权的审批权从海牙下放了“——这些消息在张振勋耳朵里过一遍，变成了一张张越来越清晰的商业地图。
1870年春天，亨利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张，酒税的承包合同要换了。原来的承包商合约到期，总督府决定重新招标。“亨利坐在酒庄的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绍兴酒，神色认真，“这次的合同比上一轮更大——不止是巴达维亚，整个爪哇岛的酒税都要打包发标。“
张振勋正在给一只酒瓶擦灰，闻言顿了一下。他把酒瓶放回架子上，转过身来看着亨利。
“招标的条件是什么？“
亨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是他用荷兰文列好的条款。张振勋接过来一看，心里迅速地转了一圈——承包期五年，每年上缴固定税额，超额利润归承包人所有。准入条件不算苛刻，但需要一大笔保证金。
“这笔钱，“张振勋的指头在纸面上点了点，“我拿得出来。可问题是——我是个华人。荷兰人的大生意，从来不会让华人接手。“
亨利端起酒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笑了一下：“以前不会。可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现在管这件事的人，“亨利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完，站了起来，整了整领口，“是我。“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张振勋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高瘦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好一会儿没有动。他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张纸，又抬头看了看门外巴达维亚午后明晃晃的阳光，慢慢地笑了。
1870年秋天，张振勋拿下了爪哇岛酒税的五年承包权。
消息传开的时候，巴达维亚的华人商界着实震动了一下。一个从大埔来的客家人，三十岁不到，居然从荷兰人手里抢到了一块大肥肉。有人羡慕，有人眼红，更多的人在打听他是怎么做到的。
张振勋对外一律笑眯眯地说“运气好、赶上了“。可他自己清楚，这里面哪有什么运气——是那两年在码头上的风餐露宿，是米店里三年的起早贪黑，是在油灯下一字一字啃出来的荷兰话和马来话，是跟温老板学的每一笔账、每一个规矩，是跟亨利交下的那份可以托底的交情。
酒税承包之后，现金流一下子活了起来。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爪哇岛上几个大城市的酒类专卖税全从张振勋的账上过。他收上来税，按规定上缴总督府指定的数额，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那些荷兰酒馆、英国酒吧、法国小馆子，每个月的税款汇拢到他手里，聚沙成塔，数目惊人。
紧接着是典当税。有了酒税的成功先例，典当税的承包权也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他手里。典当行在南洋是门稳赚不赔的生意——洋人、华人、土著，谁来都能当几件东西换钱。张振勋把典当行像米店一样管理，每间当铺的账目旬旬盘点，绝不让底下人有任何猫腻。不到一年，典当生意的利润就追上了酒税。
钱袋子鼓了，裕和商行的规模也水涨船高。张振勋在巴达维亚又开了两家分号，在泗水设了分支，三宝垄也有了他的代理人。商行的业务从米粮茶叶扩展到了香料、蔗糖、咖啡、橡胶——只要是南洋出产的，他都要插一手。
可钱越多，他心里的那个坎就越绕不过去。
那坎是鸦片。
1871年初，荷印殖民政府宣布进一步开放鸦片经营特许权。鸦片在东印度群岛一直是荷兰人垄断的暴利生意，现在他们要把这块蛋糕切一块出来，分包给有实力的商人去经营。消息一出，整个巴达维亚的商界都沸腾了——谁都知道，只要拿下一份鸦片特许权，就是躺着数钱。
张振勋收到邀请函的时候正在账房里对账。邀请函是以荷兰文写的，措辞客气，落款是总督府商务处。信上大意是说，鉴于张振勋先生在酒税和典当税承包中的良好表现，总督府诚意邀请他参与鸦片特许权的竞标。
他把信放在桌上，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鸦片。他记得那些躺在烟馆竹榻上的人，记得那些形销骨立的面孔，记得那个在门槛上摔了一跤就再也爬不起来的年轻人。他记得温老板说的那句“那烟抽的不是快活，是命“。
可他也记得账目上那些数字。酒税的承包期限只剩四年，典当行的利润虽然稳定但增长有限。他想要把生意扩大到其他岛屿上去，想要买船、建仓库、拓展海贸线路，每一件事都需要大笔的钱。他手头现有的资金，只够做眼下的生意，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找到新的现金流来源。
他坐在账房里，从傍晚坐到了深夜。油灯换了两回油，窗外的月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惠莲来催了两回睡觉，他都挥手让她先去。
深夜里，他把那枚雍正通宝从怀里摸出来，放在手心里，借着油灯的光看着它。铜钱被磨得光亮，方孔圆润，几乎成了一枚光滑的铜环。他把铜钱翻过来， 隐约看见“雍正通宝“四个字，笔画已经几乎磨平了，可他认得它们，每一个笔画的走向都刻在他心里。
他想起父亲。张兰轩坐在门槛上搓草绳的样子，在私塾里教孩子们读“学而时习之“的样子，在虫灾之后对家里人说“省着点吃“的样子。父亲教过他很多话，有一句他一直记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道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洋人的道是抢、是占、是用枪炮和契约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土著村落的人种了一辈子的地，却连地契都没有一张；华人在码头上扛了一辈子的包，到老了还是住棚屋。张振勋在这些年里看得清清楚楚——殖民地的规则，从来不是为黄皮肤的人写的。
他的道是什么？
张振勋把那枚铜钱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地松开了手指，把铜钱收进怀里，拿起桌上的笔，蘸了墨，在邀请函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张振勋愿承鸦片运输仓储之事，不涉烟馆经营。“
他放下笔，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翻出一本新的账簿，在扉页上写下了四个字：特殊账户。下面又添了一行更小一些的字：“赎罪金——某年月日立， 誓言：此账中半数利润，他日必用于济助受鸦片所害之家眷。“
写完之后他把账簿锁进铁皮箱里，钥匙贴身收好。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巴达维亚的夜色扑面而来，闷热、潮湿，带着远处港口飘来的海腥味。天上的月亮被云遮去了大半，只有一弯薄薄的月牙，像一枚银色的问号挂在天边。
他站在窗前，对着那枚月牙低声说了一句话。
“阿爸，你教我的道，我记得。可在这个地方，我得先活下来。活到能走自己的道的那一天。“
夜风把他额前的碎发吹起来，他闭上了眼睛。脑子里轮转着很多画面——车轮坪村的土坯房，陈珏在榕树底下的剪影，红头船底舱里那个病死的孩子，橡胶园里撕碎卖身契的暴风雨，温老板临终前说的“我把盒子给弄丢了“。
他把那些画面一个一个地收好了，重新放进心里那个深深的角落。然后他关上了窗户，回到了桌前。
桌上的油灯还亮着。他坐下来，翻开另一本账簿，开始逐页核对明天的出货计划。
夜深了。巴达维亚在沉睡，只有海浪声一声一声地，拍打着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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