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望道居

    进入三月，东京的雨开始多了起来。不是那种倾盆的暴雨，是绵密的、细碎的、一下就是一整天的雨，像有人在天上不停地筛面粉。雨水把霓虹灯的光晕成模糊的一团，红色蓝色绿色混在一起，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铺开一层油彩似的薄膜。整条歌舞伎町倒映在地面的积水里，变成一座颠倒的城市——霓虹往下长，行人往上走，真实和虚幻在水平面上恰好相接。

    陆川撑着一把旧伞，站在新宿三丁目一条窄巷的入口处，对着手里的纸条确认地址。纸条是关爷给的，用的是那种粗糙的和纸，折痕很深，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上面只写了几个字——“望道居，三丁目横丁，红色灯笼”。字迹是毛笔写的，笔画很重，每一笔收锋的时候都有一个明显的顿点，像写字的人习惯在每句话的末尾用力。

    三丁目横丁是新宿最老的一片小巷。明治时代这里是一条花街，大正年间改成了餐饮街，昭和二十年被美军的***夷为平地，战后用废木料和铁皮重新搭了起来。现在这些木造建筑已经歪歪斜斜地站了四十年，外墙上的灰泥剥落得斑斑驳驳，露出里面发黑的木板。每家店的门口都挂着一盏灯笼，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写着店名的长条灯笼。巷子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头顶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横七竖八，把天空切成不规则的碎块。雨滴顺着电线的弧度汇聚成水珠，一滴一滴地落在行人的伞面上。

    陆川收了伞，侧身挤进巷子。他的帆布鞋踩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轻微的吱嘎声。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长着青苔，墨绿色的，被雨水泡得发亮。两边店铺的屋檐太低，雨水顺着瓦片的边缘往下淌，像一道道透明的帘子。有家居酒屋的排烟口正在往外吐蒸汽，带着烤鸡肉串的焦香和酱汁的甜味，混进雨水的气味里。穿着西装的男人掀开门帘出来，领带歪在一边，对里面的人鞠了个躬，然后歪歪扭扭地走进雨里。他踩到一个水坑，溅了自己一裤腿，但他已经醉得没感觉了，继续歪歪扭扭地往前走。

    巷子尽头，一盏红色灯笼在雨中微微摇晃。

    灯笼很大，比这条巷子里任何一家店的灯笼都大，糊的是传统的红油纸，纸面上用墨笔写了三个繁体汉字——“望道居”。字体端正厚重，横平竖直，没有花哨的连笔，每一个字都像一块方方正正的砖头。字迹被雨水洇湿了边缘，墨色微微晕开，反而显得更沉了。灯笼挂在一根伸出门楣的木杆上，木杆用铁丝缠了三四圈固定，铁丝上生着锈。风一吹，灯笼就轻轻摆动，灯光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晃出一圈又一圈的红影。

    门是木门，老式的推拉门，门框上贴着去年过年时的对联，红纸已经褪成粉色，字迹模糊但还能辨认——“客从故乡来，饭是家里味”。横批被撕掉了一半，只剩一个“归”字。

    陆川在门口站了片刻。他把伞收好，抖掉上面的雨水，靠在门框边上。然后整了整衣领——衣服是干净的，不是工地上的工装，是阿绣用他唯一一块好布料给他做的一件深灰色中山装。阿绣说这颜色耐脏，穿三年不用洗。陆川说那也得洗。阿绣说洗了会缩水。陆川就不再争论了。他拉了拉袖口，确保扣子都扣好，然后推开了门。

    门推开的一瞬间，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不是暖气，是蒸汽。厨房里的蒸汽，混着面汤的香气、葱花的辛辣、酱油的咸鲜、八角的浓烈。这些气味搅在一起，像一锅熬了很长时间的高汤，把所有东西都炖化了，只剩下最浓稠的部分。店不大，大概四十平米，摆了六张方桌，每张桌子配四把木椅。椅子是老式的靠背椅，扶手上的漆已经磨光了，露出光滑的木纹。墙边立着一个老式碗柜，玻璃门上贴着几张手写的菜单，菜名是用粉笔写的，好几个已经蹭花了。厨房和餐厅之间没有墙，只有一个半人高的木柜台，柜台上摆着几个大瓷碗和一排调料瓶。厨房里，一个瘦高的身影正在灶台前忙碌。

    那人背对着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肩膀微微前倾，两手各拿一把菜刀。左边的刀在砧板上切葱花，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刀身的轨迹，只能看到刀刃起落之间葱花自动排成了一条直线。右边的刀正在翻锅，手腕一抖，锅里的菜凌空翻了个面，落回锅里的时候溅起一簇油星。灶台上同时烧着三口锅——一口炒菜，一口炖汤，一口蒸着馒头。蒸笼里的热气升腾而起，在头顶的横梁上凝成水珠，然后滴下来落在灶台上，发出“嗤嗤”的声音。

    “关门。雨进来了。”那人没回头，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不高，但很清楚。

    陆川把身后的门拉上。门板在轨道上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坐。马上好。”

    陆川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桌上铺着一块白桌布，布面上有一块淡黄色的污渍，像是酱油滴上去之后洗了很多次但没完全洗掉。桌角放着一个醋瓶和一个辣椒罐，都是最普通的那种，和整条歌舞伎町的酒肆没什么区别。窗台上放着一盆不知名的绿色植物，叶子很肥厚，边缘有些发黄。窗外就是那条窄巷，透过雨幕能看到对面的居酒屋门口，那个喝醉的上班族正被同事扶进出租车。

    阿龙、阿虎、钟亦鸣、海生、阿绣和其他人陆续进来了。他们都是被陆川叫来的，有人刚下工，脸上还带着没洗干净的水泥灰；有人换了衣服——但也就是从一件旧衣服换成另一件旧衣服。十四个人很快把六张桌子坐满了。

    厨房里的锅铲声停了。那人把三口锅的火同时关掉，放下菜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然后转过身来。

    老陈。

    他比陆川想象的要老一些。花白短发，剪得很短，发际线退到了头顶。脸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是那种看过了太多事情之后反而变得很干净的目光。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手。手背上的皮肤粗糙得像老树皮，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指腹布满了老茧和旧伤疤。那不是握菜刀的茧，那是握铁锹、镐头、矿石的茧。右手中指少了一截——从第二关节以上全没了，断面很平整，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一刀切掉。

    他端着一个大托盘走出来。托盘上是十四个大瓷碗，每个碗里盛着满满一碗面。面条很粗，筋道，汤底是乳白色的骨汤，上面铺着两片厚切叉烧、半个溏心蛋、一撮葱花和几片笋干。他把碗一碗一碗地放在每个人面前，动作不快但很稳，一滴汤都没有洒。放到阿绣面前的时候，他多停了一瞬，扫了一眼阿绣手指上的针茧，又看了看他领口那排比机器还整齐的针脚。然后他回厨房，端了一小碟卤牛腱放在阿绣手边，什么都没说。

    “吃。”老陈在陆川对面坐下，端着自己的那碗面，“吃了这碗面，你们就是在日本扎下根的人了。”

    陆川低头看着面前那碗面。汤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热气升腾起来，把他的视野模糊了一瞬。他想起两个多月前在大连港，底舱里的稻草混着海水的腥味，阿龙分给他的那个硬得像石头的馒头。想起在冷冻车里冻得发抖的时候，阿绣抱着那个帆布包袱，手指冻得发白还在缝裤裆上那道开线的口子。想起工地上的冷饭团和梅子干。想起六叠公寓里的第一顿早饭——便利店的便当，凉的，他吃了一半留给还在睡觉的海生。

    他拿起筷子，夹起一箸面，送进嘴里。面条很烫，很筋道，骨汤的鲜味在舌根上炸开。他慢慢地嚼着，把每一口都咽干净。十四个人埋头吃面，没有人说话。筷子碰到碗沿的声响此起彼伏。阿虎吃得最快，三口扒完面，端起碗把汤喝了个底朝天，然后用袖子擦嘴，大声说：“这面比我妈做的还好吃！”阿龙用筷子敲了他脑门一下，说：“你妈又没做过面，咱家吃米。”阿虎揉着脑门说：“所以我妈做的面不好吃，不对——我妈没做过面——反正这面好吃。”角落里有人闷笑。

    老陈看着他们，点了一根烟。

    “你们来的时候，赶上了好时候。”他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暖黄色的灯光下缓缓上升，“现在日本到处是钱。我在这条街上站了四十年，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东京的地价涨得快比纽约还贵了，银座那边一块方寸之地，能换富士山脚下整片林子的钱。”

    他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霓虹灯影，把烟灰弹进桌上的瓷烟灰缸里。

    “但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人就会忘记自己是谁。你们记住我今天说的话——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窗外有汽车驶过，轮胎碾过积水的路面，溅起一阵水花。水花拍在望道居的木门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老陈没有在吃完面之后讲自己的故事。他先站了起来，走到墙边的碗柜前面。碗柜最上层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黑白的，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像是被水泡过又晒干了。照片上是一群穿着破旧棉袄的年轻人，站在一片雪地里，身后是一排低矮的木棚。他们的脸很年轻，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希望，是比希望更硬的东西。那种眼神只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会有。

    老陈把相框拿下来，用袖子擦了擦玻璃上的灰。

    “这张照片，”他说，“是昭和二十一年拍的。一九四六年。北海道，美呗煤矿。”

    他把相框放在桌上。十四双眼睛都看着那张照片。

    “那年我十七岁。旁边这几个，是我同村的。我们都是山东潍坊人。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在山东抓劳工，把我们村十八个年轻人全抓了。用火车运到青岛，再用船运到门司港。一路上死了两个——不是被打死的，是冻死的。船上是十二月，零下十几度，我们穿着单衣挤在船舱里，天亮的时候发现旁边的人不动了，一摸，已经硬了。”

    阿虎放下了手里的筷子。阿龙默默地把自己那碗还没喝完的面汤推到一边。

    “到了日本，被送到北海道挖煤。美呗煤矿。那地方冬天零下三十度，雪大到能把人埋了。我们住在木板搭的棚子里，四面漏风，早上起来被子上一层霜。每天下井十二个小时，蹲在坑道里用铁镐刨煤。坑道矮得只能跪着，膝盖磨烂了，化脓了，第二天还得继续跪下去。吃的是一天两个拳头大的窝头，喝的是井下水——那水是煤渣泡过的，喝到肚子里像喝砂纸。”

    他把右手举起来，让大家看那根缺了一截的中指。

    “这是塌方的时候被石头砸断的。当时没有医生，矿上的日本人说——手指断了就断了，又不是腿。一个同乡用缝衣服的针和线给我缝了伤口。没有麻药。我咬着一条毛巾，把毛巾咬穿了。”

    他把手收回去，搁在膝盖上。

    “昭和二十年，日本投降。矿上的日本人都跑了。我们从北海道徒步往南走，想去东京。为什么去东京？因为听说东京有中国人——有战前来的留学生、有被抓来的劳工、有随军家属。我们觉得找到了同胞就能找到活路。从北海道走到东京，走了一百天。没有吃的，就啃树皮、挖野菜、捡美军的垃圾堆。同村十八个人，走到东京的时候还剩九个。”

    桌子周围一片沉默。连阿虎都屏住了呼吸。

    “到了东京才发现——同胞也活不下去。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流浪汉。我们几个人在池袋搭了个棚子住，靠在黑市上帮人搬货为生。后来攒了点钱，开了这个面馆。那是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这馆子开了三十年了。”

    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一座小山，新旧叠着，最上面的还冒着青烟。

    “你们来的时候好。”他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但这次语气不一样了，“日本现在是有钱。但你们记住——这钱，来得快，去得更快。”

    陆川放下筷子。

    “为什么？”

    “因为这是借来的繁荣。地价为什么涨？因为银行在放水。银行的钱哪来的？是政府印的。政府为什么印？因为美国人逼着日元升值，日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政府只好印钱刺激内需。印出来的钱全流进了股市和地产。所有人都在投机——买一块地，三个月翻一倍。这种钱，能长久吗？”

    没有人回答。

    “你们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老陈问。

    “在工地，一天一万八。”阿龙说。

    “一万八。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在日本是一天的工资。你们觉得多吗？多。但这不是因为你们值这个钱——是因为日本的泡沫需要人手。工地缺人，赌场缺人，码头缺人。等泡沫破了，你们还值不值这个钱？到那一天，有多少中国人会死在这条街上？”

    窗外有救护车驶过，警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雨幕里。

    “死？”阿虎的声音有些发紧。

    “死。”老陈看着他，“泡沫破裂的时候，最先死的是最底层的人。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因为你们没有身份、没有存款、没有保障。工地不招了，你们就没饭吃。没饭吃，就得去偷、去抢、去借高利贷。借了还不上，要么被砍死，要么死在街头。这条路，我看了四十年，每一批来的中国人，最后总有几个走不通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窗外歌舞伎町的霓虹切成一道道扭曲的彩条。

    “我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在日本活着，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当贼，一种是当树。当贼的，捞一票就走，赚快钱，干快活，死得也快。当树的，把根扎在这片土里，风吹雨打都不走，慢慢长，慢慢活。树和贼的活法，是不一样的。”

    “那您呢？”海生忽然开口。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说话。

    老陈转过身来，看着这个瘦小的少年。海生坐在角落里，面前的面碗已经空了，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老陈——不是那种好奇的打量，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在辨认一个人是不是同类。

    “我是树。”老陈说，“但我是被栽在这里的。不是我自己选的。”

    他又点了一根烟。

    “昭和二十一年，我们九个同乡到了东京之后，打算攒钱回国。但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回不去。等中日建交的时候，是一九七二年——我们在日本已经待了二十九年。回不去了。不是不能回，是不敢回。回了说什么？‘我在日本挖了两年煤，开了二十年面馆，现在回来养老’？家里人都以为我们死了。坟都给我们立了。”

    他弹了弹烟灰。

    “所以我这辈子，就是一棵被栽在异乡的树。根扎得很深，但这片土不是我选的。你们不一样——你们是自己来的。你们还有选择。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是贼，捞够了就走，别回头看。是树，就别想着投机取巧，老老实实扎下去。但不管是哪一种——活着。先活下来，再想别的。”

    他把烟叼在嘴里，走到灶台边，弯腰从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个大坛子。陶坛子，封口用红布扎着，红布已经褪色了。他把坛子放在桌上，撕开封口，一股浓烈的酒香冲了出来——不是日本清酒的淡雅，是中国白酒的烈。

    “这坛酒，是我昭和三十年开这个馆子的时候酿的。三十年没开封。”他从碗柜里拿出十五个小瓷杯，一个一个摆在桌上，“今天，我请你们喝。不是因为我大方——是因为你们是这几年我见过的最像人的一群。工地上搬水泥，赌场里守规矩，六叠榻榻米上挤十四个人，过年还能唱渔歌。我在歌舞伎町四十年，见过太多中国人——有偷的、有抢的、有卖毒的、有把自己女人卖了还赌债的。你们让我想起我们那批人——昭和二十年在雪地里往东京走的那九个人。都一样——什么都没有，只有彼此。”

    他把每个杯子都倒满，端起自己的那一杯。

    “喝了这杯酒，以后望道居就是你们的食堂。没饭吃的时候，来。过年的时候，来。想家的时候，来。门不锁。”

    陆川端起杯子。十四只手同时举起瓷杯，杯沿在暖黄色的灯光下闪着微光。白酒入喉，辛辣刺鼻，像一条火龙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阿虎被呛得直咳嗽，阿龙给他拍背。钟亦鸣喝了一口，脸就红了。海生抿了一小口，辣得眼泪都出来了，但他咬牙咽了下去，没有咳出声。阿绣捧着杯子，像捧着一件刚缝好的衣服，小口小口地喝着，每咽一口就轻轻皱一下眉。

    “老陈。”陆川放下酒杯。

    “嗯？”

    “你说树和贼的活法不一样。但树要扎根，得有土。中国人在这片土上，算什么东西？”

    老陈没有马上回答。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白酒在他脸上的沟壑里找不到停留的地方，顺着嘴角淌下来一滴。他用袖子擦掉，然后把杯子重重地搁在桌上。

    “算人。”他说，“但在日本人眼里，你们不是日本人。在日本极道眼里，你们是外来物种——可以用，也可以杀。在警察眼里，你们是黑户，是麻烦，是档案袋里一堆没有照片的文件。在泡沫经济眼里——你们是工具。日本经济好，你们有活干；经济不好，你们是第一批被扔掉的。所以我才说，你们得先活下来。活着，才能谈别的。”

    “那怎么活？”

    “你已经在做了。”老陈看着陆川，“你在赌场守的半个场子，是关爷给你的第一块土。不是最好的土，但有土就能扎根。关爷这个人——我知道他怎么起来的。昭和二十一年，他在黑市上跟韩国人抢地盘，一把西瓜刀杀了三个人。那三个韩国人也是穷鬼，跟他一样，都是在日本没身份的人。贫贱相杀。他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是死在日本，没人收尸。所以他给自己攒棺材本，也给别人攒。他的人，只要不出卖他，他都会保。但这不够。他老了。他需要一个能替他把根续下去的人。”

    陆川端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

    “你看歌舞伎町这些中国人——赌场的、工地的、码头扛包的、街上拉皮条的。他们都在捞快钱。捞完就走，走不了就死在这里。没有人想在这里扎根，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的土。但你想过没有——你不扎根，就永远是人家的工具。用到你的时候给你一万八，不用你的时候你连一万八都没有。你想当贼，还是当树？”

    “树。”陆川说。

    “那就要有树的活法。树的第一条——根要深。根基不稳，风一吹就倒。你今天在赌场站住了，明天呢？后天呢？森田组的人随时可以来砸场子，福清帮的人随时可以在背后捅刀子。你靠什么站稳？靠关爷？关爷活不了你一辈子。靠你身边这群兄弟？他们跟你一样，什么根基都没有。你得靠自己——靠你在牌桌上摸清每一个对手的底牌，靠在股市上学会看穿数字背后的谎言，靠你把每一个能交的朋友交到、每一个要防的敌人防死。”

    “树的第二条——枝要散。你不能只待在赌场。工地上的兄弟还在搬水泥，朱鹭那边的客人还在聊地价和股票。歌舞伎町这条街上，每一个角落都有你需要知道的事。往远处看——新宿地铁站要扩建，那块叫‘桥’的地皮一年后翻三倍。你现在不筹钱，到时候连入场券都买不起。”

    钟亦鸣放下手里的杯子，看着老陈，眼神忽然变了一种光。

    “老陈，你怎么知道‘桥’的事？”

    老陈端起来的酒杯在他嘴边停了一下，然后他把杯子放回桌面，发出轻微的磕碰声。

    “因为那块地，三十年前是我住过的地方。”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大了。

    “昭和二十三年，我从北海道走到东京的第二年，跟几个同乡在歌舞伎町搭了个棚子住。那块地当时是废墟——战争炸的，地上全是碎砖头和弹坑。后来日本人把那块地清理出来，建了一栋七层楼。我在那栋楼一楼开了这个面馆的第一个铺面。后来楼被卖了，我搬到这条巷子里来。再后来楼又被卖了好几手，每一手都翻倍。现在据说值二十亿日元。”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二十亿。当年我在那栋楼下面住的时候，连一碗拉面都吃不起。”

    他站起来，走到收银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绳串着的干枣。

    “这颗枣，是昭和十九年，我母亲在我被抓走之前塞到我手里的。她从自家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摘的，一串三个，给我和两个同乡一人一个。她说枣到了，人就能回来。”他把红绳放在桌上，“两个人死了。枣还在。”

    然后他把红绳推到陆川面前。

    “这个给你。不是让你替我回去——是让你记住：枣到了，人还没到。树还没种。”

    陆川把红绳绕在手腕上，打了个活结。红绳很旧了，颜色褪成暗红，被无数次的摩挲打磨得光滑如丝。他低头看着手腕上那个红绳圈，然后抬起头。

    “老陈。如果我当树，这片土上，中国人能扎多深的根？”

    “你扎多深，它就有多深。”

    “没人拔？”

    “会有人拔。日本人会拔，极道会拔，泡沫破了经济衰退的时候最先被拔的就是你们这种没身份的人。”老陈给自己倒了最后一杯酒，“但你要是扎得够深——比极道的刀长，比泡沫的周期长，比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长——就没人能把你连根拔掉。”

    他端起杯子，对着满屋子的人说：“昭和六十一年的第一场春雨。喝完了这杯酒，都给我活着。明年的今天，还是这个桌子，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十四个人举起杯子，有的杯里是白酒，有的杯里是面汤，有的是凉水。杯子碰到一起，发出参差不齐的脆响。

    老陈把他们送到巷口。雨还在下，红色的灯笼在雨中摇晃，灯影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晃动，像某种古老的、不知疲倦的信号。陆川走在最后，快到巷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陈站在灯笼下面，瘦高的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他没在挥手，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一棵被栽在异乡四十年、根系穿透了水泥和废墟的老树。

    “陆哥，”阿虎走在前面，嘴里还在嚼着从望道居顺出来的一颗花生，“你说老陈说的那些——泡沫会破，真的假的？”

    “他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怎么办？”

    陆川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巷子出口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一眼歌舞伎町的霓虹。雨停了，霓虹灯的光映在地面的积水上，比平时更亮更清晰。一个穿超短裙的女孩踩着高跟鞋跳过水坑，对身边的男人笑了一下。那个笑在霓虹下看上去很美。

    “先活下来。然后在别人疯狂的时候，我们不疯。”

    他把手插进口袋，指尖触到老陈给的那颗枣。枣皮干得发硬，但他能感觉到里面那颗核——硬得硌手。他忽然想起老陈在饭桌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关于树的，也不是关于泡沫的，是更早的一句话。

    “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人就会忘记自己是谁。”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然后迈出巷口，走进了歌舞伎町的灯海。

    回到公寓已经是深夜。其他人陆续进屋，有人在数今天剩下的零钱，有人在铺被子准备睡觉。钟亦鸣没有进房间，他在走廊尽头的防火梯上坐着，手里拿着那份关于“桥”的地价走势图。

    陆川走到他身边，靠着生锈的铁栏杆。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老陈的话。”钟亦鸣把走势图折好收进口袋，“他说泡沫会破。他说这块地值二十亿——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多少？如果把泡沫挤掉，它值不值五亿？”

    “你算出来了吗？”

    “还没有。”钟亦鸣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但我会算出来的。”

    他转身走进房间。陆川又在防火梯上站了一会儿。远处新宿西口的写字楼灯火通明，那些在泡沫里赌命的人还在加班。他能看到东京塔的轮廓在夜色里若隐若现，尖顶上那一点红光像一颗不会落下的太阳。

    他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然后推门进屋。六叠榻榻米上挤着十三个人，有人在打鼾，有人在说梦话，阿虎把腿搭在他哥肚子上，阿绣蜷在角落里抱着那个装碎布料的帆布包袱。海生睡在最靠门的位置——那是他自己选的，他说离门近能听到走廊的声音。陆川在墙边坐下，把帆布包垫在腰后。窗外的霓虹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十四张疲惫的脸上流过。

    昭和六十一年。树还没种，但根已经碰到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