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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活来了。五点半，天还没亮透。歌舞伎町的霓虹终于熄了大半，只剩几块巨大的广告牌还在晨曦中泛着残光。巷子里的自动贩卖机嗡嗡响着，一只野猫蹲在上面，尾巴垂下来，随着机器的震动轻轻摇晃。
关爷的人推门进来的时候，大部分人还在睡。六叠榻榻米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四个人，被子不够，有人盖着自己的外套，有人和阿绣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海生蜷在角落里，身上裹着陆川那件已经起了盐霜的外套，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梦里还在背日语单词。钟亦鸣趴在地上，脸枕着那本泡烂的日语教材，眼镜歪到了额头上。阿龙的呼噜声低沉而均匀，像远处海面上的轮机声。阿虎睡在窗户下面，四仰八叉，一只脚搭在他哥的腿上。
只有陆川是坐着的。他靠在墙边，帆布包垫在腰后，闭着眼睛，呼吸平稳。但关爷的人推门的瞬间，他的眼睛就睁开了，像一把刀从鞘里抽出半寸。
“今天有工。”来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马，东北人，跟着关爷干了十几年。瘦长脸，门牙缺了半颗，说话的时候漏风，但语气里带着一种不需要刻意强调的权威——不是他自己的权威，是关爷的权威。他身后跟着一个中国人，四十出头，矮胖，穿着沾满油漆斑点的工装裤，手里夹着一顶黄色安全帽。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菜市场挑猪肉——打量了一下屋子里这群人，然后微微点了点头。他姓王，在工地上做小工头。今天有批建材要卸，缺人手，临时叫了关爷这边的人。
“换衣服，五分钟下楼。”老马扫了一眼还在打呼噜的几个，“今天这个工头是关爷的老关系，别给关爷丢人。”
门又关上了。陆川站起来，把帆布包放好。“都起来了。”他的声音不大，但阿龙第一个睁开了眼睛，然后是海生，然后是所有人。十四个人在十分钟内完成了换衣服、分喝一壶凉水、把被子叠好堆在角落里的全部动作。
楼下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后座全拆了，车厢里横着几条木板当座位，车厢地板上散落着干涸的水泥渣和烟头。排气管喷出的白烟在晨风里散去，带着一股柴油没烧尽的刺鼻气味。
车开了四十分钟。从新宿一路向西，经过中野，经过杉并，窗外的景色从霓虹灯牌变成了灰色公寓楼，又从灰色公寓楼变成了一片巨大的、正在施工中的建筑工地。钢筋骨架在晨雾中像某种史前生物的骨骼，塔吊的吊臂在空中缓缓转动。工地上已经有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走动了，橘色的头盔在灰蒙蒙的天光里格外刺眼。
车停了。王工头把他们领到工地一侧的建材堆场。堆场上横七竖八地摞着钢筋、水泥预制板、成捆的木材、堆成小山的砂石料。一辆卡车刚从外面进来，车厢里装满了水泥袋。五十公斤一袋，一共两百袋。今天的活就是卸水泥。
“两人一组，一个小时卸完。卸完了来领钱。”王工头的语气很平，没有歧视，也没有客气。他把一沓出工单夹在腋下，用下巴朝卡车方向点了点，“工具在那边。手套自己带，没带的就光手干。”
陆川和阿龙一组。阿虎和渔民一组。钟亦鸣和辽宁老乡一组。阿绣和另一个瘦小的福建人一组。海生跟在陆川后面，被王工头拦住了。“这小子看着还没成年吧？”海生挺直了腰板说十九了，陆川头也没回：“他跟我一组。算半个人，拿半份钱。”工头看了看海生瘦得像竹竿一样的身板，又看了看陆川，没有再说什么。
卸水泥。五十公斤一袋。从卡车搬到堆场的遮雨棚下面，距离五十米，要过一段碎石路面和一道临时搭的木板桥。看上去不远，但第一袋上肩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五十公斤是什么概念。是一袋大米的重量，是一个成年女人的体重，是你蹲下去扛起来之后膝盖会不由自主地发抖的重量。
陆川是第一袋上肩的。他蹲下，把水泥袋的一角提起来，阿龙在另一边帮他扶正，然后他沉腰、发力，五十公斤的水泥袋稳稳地落在他右肩上。他站起来，没有晃，迈出第一步，踩在碎石路面上。碎石在鞋底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每一步都在往下陷一点，每一步都得把脚拔出来再往前踩。走到木板桥的时候，桥面颤了一下，他顿了一瞬，调整重心，继续走。水泥袋上印着“秩父セメント”的字样，灰色的粉末从袋口的缝隙里漏出来，落在他的脖子上，混着汗水变成一条一条灰色的泥浆。
阿龙跟在后面，扛起了第二袋。他是渔民出身，扛过鱼获，扛过渔网，扛过比他体重还重的锚链。但水泥和鱼不一样——鱼会动，你扛着它的时候它也在挣扎，那种重量是活的。水泥不会动，它只是沉沉地压在你肩上，每一秒都在往下坠。阿龙咬着牙，跟上了陆川的步伐。
阿虎看着他们走完第一趟，朝手心啐了口唾沫，弯腰扛起了第三袋。站起来的时候他闷哼了一声，膝盖弯了一下，但马上又绷直了。渔民在他旁边扛起第四袋。然后是钟亦鸣。钟亦鸣这辈子没扛过比字典更重的东西。他蹲在水泥袋前面，试了一次——没扛起来。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扛起来。第三次他把水泥袋靠在卡车挡板上，用后背顶住，然后猛地一发力，袋子上了肩。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脊椎发出一声细微的咔嚓声，白衬衫的袖口从工装外套里露出来，袖口的扣子还是扣得整整齐齐的。
走到一半，他在木板桥上晃了一下。桥面只有两块木板并排的宽度，脚底下的溪水是工地排放的泥浆水，灰白色的，冒着气泡。他的鞋底在潮湿的木板上打了个滑，身体往左边倾斜，五十公斤的水泥袋开始往左边滑。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手从后面顶住了他的腰——是阿龙。阿龙卸完第一袋往回走，正好看到钟亦鸣在桥上晃。他没说话，只是一只手扶着钟亦鸣的腰，一只手按住水泥袋，陪他走完了木桥。
“谢谢。”钟亦鸣把水泥袋卸在遮雨棚下面，直起腰，喘着气说。
“你是读书人，不用谢。”阿龙说完就转身往回走了。
阿绣和那个福建人一组。那个福建人也瘦，但力气比阿绣大一些，两个人扛一袋的方法是把水泥袋横过来、各抬一头。这样分担了重量，但步伐必须一致，否则一边快一边慢，水泥袋就会从中间滑下去。阿绣走在前面，他的手指紧抠着水泥袋的边缘，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这双手在老家的时候只拿过针线、剪刀、布料，从来没拿过比一匹布更重的东西。针茧被粗糙的牛皮纸磨破了，渗出一点血丝，他没有吭声，只是把手指换了个位置继续抬。走到第三趟的时候，他忽然对福建人说：“你走慢一点。我在数步数。”福建人愣了一下：“数什么步数？”阿绣说：“从卡车到雨棚，一百零八步。你走慢一点，一百一十步走完，不累。”福建人没听懂，但他照做了。从第四趟开始，他们每一趟都比别人慢十五秒，但每一趟都稳稳当当。福建人后来跟别人说，这个温州裁缝是所有人里最聪明的。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但他数步数。”
海生扛不动五十公斤。陆川跟王工头说好了，他算半个人，拿半份钱。他负责的工作是站在遮雨棚下面，把卸下来的水泥袋码放整齐。五十公斤的水泥袋，别人扛一袋，他要码两袋。水泥袋一袋一袋地从卡车上搬过来，码成一个方阵，像一座灰色的城池。第一层容易，第二层开始需要把水泥袋举起来。海生踮起脚尖，把水泥袋往第二层推，水泥粉末从袋口喷出来呛得他睁不开眼，他呸了两口，用袖子擦眼，然后继续推。他一边码一边在心里数着每一层放了几个、每一排放了几层、每一摞有几袋。他问工头这批水泥要放在遮雨棚第几根柱子旁边的位置，工头说第三根和第四根之间。“留一个通道，方便叉车。”工头补了一句。海生就沿着第三根柱子的边开始码，码到第四根的时候留了一个刚好够叉车进出的空当。
工头站在旁边看了他一会儿，问：“你学过仓库管理？”海生摇头。“那你怎么知道留通道？”海生挠了挠头：“我看叉车的轮距大概这么宽，”他用两手比了一下，“加一袋水泥的长度，刚好。”工头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掏出本子记下了什么。
中午，太阳升到了头顶上。但工地上的人感受不到太阳——水泥粉尘把所有人的头发、眉毛、睫毛都染成了灰色，汗水在灰色的脸上冲出沟壑，像某种诡异的现代派浮雕。午饭是工头统一发的便当。冷饭团，梅子干，一瓶矿泉水。十四个人坐在水泥袋堆成的方阵旁边，没有人说话，都在吃。阿虎三口吞完了饭团，仰头灌了半瓶水，然后靠在水泥袋上闭上眼睛。阿绣在用针挑手指上的水泡——那个福建人跟他说，挑破了好得快，不挑明天没法干活。他沿着水泡的边缘小心地刺了一个孔，挤出透明的液体，然后用碎布条把手指缠好。
陆川坐在遮雨棚的边缘，背靠着水泥袋，慢慢地嚼着饭团。汗水和水泥灰在他脸上糊成了一张灰色的面具，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没有看工地的钢筋骨架，也没有看远处的东京天际线，他在看王工头。
王工头站在卡车旁边，手里拿着那个出勤本，正在和卡车司机说话。卡车司机是日本人，三十多岁，穿着干净的工装，戴着手套。两人说话的声音隔着五六十米听不太清楚，但陆川能看到他们的手势——王工头用手比划了一个数字，卡车司机摇头，王工头又比划了一个，卡车司机还是摇头。王工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卡车司机，司机接过去掂了掂，收进了口袋里，然后点了点头。卡车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朝水泥堆场这边看了一眼，嘴角挂着某种说不清的笑容。然后车轮碾过碎石，卡车驶出了工地大门。
“那个司机，日本人。”陆川对阿龙说，“他跟工头拿的钱。”
阿龙咽下嘴里的饭团：“什么意思？”
陆川没有解释。但他看懂了。王工头是中国人，卡车司机是日本人。中国工人卸水泥，日本人开车。中国人拿一份钱，日本人拿两份——一份是运费，一份是工头塞给他的信封里的东西。那是回扣，也可能是封口费，也可能两者都是。在这个工地上，日本人管着中国人，日本人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抽一层油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日薪被抽了多少。但迟早会知道。
下午的活变了。水泥卸完了，王工头把工单翻了一页，让他们去搬钢筋。钢筋堆在工地另一侧的空地上，几十根一捆，用铁丝扎紧。两个人一捆，扛到正在打地基的基坑边上。钢筋比水泥更重、更长、更不好控制。两个人扛一捆，步伐必须完全同步，否则钢筋会左右晃动，带翻前面的人。阿虎和一个东北来的壮汉搭档，两个人扛着钢筋往前走，阿虎在前面，壮汉在后面。走到基坑边缘的时候，阿虎想停下来，壮汉没来得及收步，钢筋的惯性推着阿虎往前冲了一步——基坑就在脚边，三米深，底下是硬化的碎石。陆川在侧后方看到了，喊了一声“松手”，阿虎没松——他不肯先松手是因为怕钢筋砸到后面的人。最后是阿龙冲上来从侧面抱住了钢筋，三个人的重量加在一起才刹住。
“你他妈的不要命了？”阿龙把钢筋摔在地上，转身揪住阿虎的领子。
“我说了我扛得住！”
“你扛得住个屁！你刚才差点掉下去！”
“那不是没掉下去吗？”阿虎挣开他哥的手。兄弟俩像两头斗牛一样在基坑边对峙着，胸口起伏，拳头上都是铁锈。
陆川走过来看了看基坑，又看了看钢筋的位置，然后对阿虎说：“下次到了边缘，喊一声‘停’。后面的人听不懂，你就用日语喊。钟亦鸣教过你。”
阿虎愣了，然后转头对钟亦鸣喊：“老钟！‘停’用日语怎么说！”
“止まれ！とまれ！”钟亦鸣在一堆钢筋后面探出头。
“と……ま……れ。”阿虎念了一遍，然后又念了一遍，把每个音节都嚼碎了咽下去。
收工哨子响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十四个人拖着身体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王工头在那里等着。他手里拿着一沓信封，每人一个。陆川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万円大钞和几枚硬币。一万日元。1985年，一万日元大概是人民币两百多块。在国内，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块。这里一天就是一万日元。阿虎把钞票举到眼前，对着夕阳看上面的水印，然后小心地折好放进上衣内袋里，拍了拍，确认它在。这是他这辈子赚到的第一笔日元。他说到日本的第一顿饭要吃拉面，大碗的，要有叉烧。但现在他只想回去躺下，连拉面都可以等明天。
但钱不对。
在回程的面包车上，陆川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车窗外面倒退的街灯。钟亦鸣坐在他旁边，手指在膝盖上无声地划着数字。车到了公寓楼下，所有人拖着酸痛的腿上楼。陆川在楼道里拦住了钟亦鸣：“你算出来没有？”
“算出来了。”钟亦鸣靠着墙坐下，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着，“卡车一共卸了两百袋水泥，我们十四个人，两人一组卸车搬运，用了不到两小时。加上后来搬的钢筋——按照国内的工价，这些活十个人干一天也就百来块钱。但这是日本。一万日元看起来很多，但我在证券公司看过的劳务派遣时价是时薪一千五到两千日元。这是建筑工地，重体力，时薪应该更高——大概两千到两千五。今天的活加上钢筋，算八小时，按最低时薪两千算，应该拿一万六千日元。按重体力算，应该拿两万。他给了我们一万。”
他把眼镜戴回去，看着陆川：“少了一小半。”
陆川没有马上说话。他靠在楼道的墙上，水泥灰从头发上簌簌地往下掉。
“明天我去找他。”他说。
第二天，活照干。卸沙子、搬预制板、抬钢筋。午饭还是冷饭团。收工的时候王工头照例在工地门口发信封。陆川打开信封看了一眼——还是一万日元。他把信封折好放进口袋，没有上车。等其他人都上了面包车之后，他对阿龙说：“你们先回去。我有点事。”
“什么事？”
“别问了。”
阿龙看着他的眼神，没有再说第二句话。车门关上，排气管喷出白烟，面包车载着十三个人拐上了回新宿的路。陆川转身走进工地。王工头正在工棚里收拾东西，把出工单和账本塞进一个帆布挎包。他抬头看到陆川站在门口，手上的动作慢了一拍，但表情没有变。
“还有事？”
“有事。”陆川走进工棚。工棚很小，一张折叠桌、两把折叠椅、墙角堆着安全帽和工具箱。一只荧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光线惨白。
“王工头。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陆川在折叠椅上坐下来，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咱们都是中国人，在日本讨生活不容易。你雇我们干活，我们干活。这个道理很简单。”
王工头没说话。他的手从帆布挎包上移开，垂在身体两侧。
“但我算了笔账。昨天和今天的活——卸水泥、搬钢筋、抬预制板。按日本工地重体力的时薪，八小时，至少应该是一万六到两万。你给了我们每人一万。”陆川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像在念一份菜单，“中间差的那些钱，去哪儿了？”
工棚里的空气忽然变稠了。工头的手开始往帆布包的方向移——不是拿账本，是包里有一把美工刀。陆川看到了那个动作，他的身体重心轻微调整了，这是他在部队学的——不是进攻姿态，是防守反击的起手式。双腿微微分开，重心下沉，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可以随时格挡或出拳。
“你到底想干什么。”工头的声音比刚才低了。
“很简单。钱，明天补齐。按两万算，每人补一万。十四个人，十四万。补完了，这事就过去了。不补——”陆川站起来，往前迈了一步。那一步不大，但落地的声音在铁皮工棚里很响，“——你和这栋楼一起封顶。”
工头脸色变了。他咬着牙瞪着陆川，胸部起伏了好几次，脸颊上的肌肉抽动着，像是在算计面前这个年轻人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敢动手。陆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水泥灰糊在脸上还没洗掉，看起来不像一个来找茬的人，更像一截刚从水泥堆里拆下来的钢筋。
“我没拿那么多钱。”工头突然说，声音里多了一种陆川没预料到的情绪——不是狡辩，是解释，甚至带一点委屈，“我上面还有日本人。那个姓田中的工头，我跟你说过的——他给中国人的日薪就是一万出头，多给了他要签追加单，追加单三次我就别想干了。信封里的钱是我从他手里领的，领多少我发多少。我自己也跟你们一样，拿一万。”
陆川没说话。他在判断这句话的真伪。
“你不信？”王工头把手从包的方向移开，翻开挎包，抽出出工单和账本摊在陆川面前。一页一页翻过去——田中的签字，施工单位的印章，劳务派遣公司的价目表。他的手指在价目表上停住——时薪确实是两千五。然后他把另一本账推过来——王工头自己的账本。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工人的出工天数，每个人名字后面的金额都是一万。“看到了？他给我两万五一个工，我给你们一万。中间差的那部分——你以为是我拿了？不。中间那部分被田中自己扣了，被劳务公司抽了，被施工单位的会计吃了。每一层都抽一点，抽到最后，只剩下这么多。”
陆川把账本合上。他站起来，走到王工头面前。王工头往后缩了半步。但陆川没有动手。他用手指在账本封面上点了点，说了一句王工头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明天，你去跟那个姓田中的日本人说——中国人的工钱，从明天起，按一万八结算。他抽走的那部分，我不管他拿去哪里、分给谁。我只管一件事：到我兄弟手里的钱，不能比日本人少。他要不给——”
陆川的语气和刚才一模一样，平静，缓慢，每个字都像钉子在往铁皮墙上钉。
“——我就去劳务公司门口等他。我不打他。我就坐在他公司门口的台阶上，每天坐八个小时。他出来一次我坐一次。我十四个人轮着坐。”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水泥灰。然后转身走出了工棚。
第三天清晨，工棚门口。王工头在发信封。陆川打开信封，里面是两张万円大钞和几枚硬币。一万八千日元。他收好信封，没说一句话，戴上安全帽走进了工地。工头站在工棚门口看着他走进钢筋堆场的背影，看了很久。
当天晚上，阿虎坐在公寓的榻榻米上，反复数着信封里的钞票。他问：“今天的钱怎么比昨天多了？”没有人回答他。阿龙看了陆川一眼，陆川正在把帆布包塞到墙角当枕头。阿龙收回目光，对阿虎说：“少了你叫，多了你也叫。睡觉。”阿虎没再说话，把钱折好放进内袋，拍了拍，确认它在。
工地上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进入十二月中旬，东京的气温降到了个位数。清晨的工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钢筋上凝着一层薄霜，手套摸上去能粘住。水泥在低温下凝固得慢，搅拌机里的砂浆比平时更黏稠。工人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凝成白雾，手冻僵了就哈几口气继续干。阿绣的手指冻得又红又肿，针茧的旧伤没好又添了冻疮，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回到公寓后在昏黄的灯光下帮兄弟们缝补磨破的工装。
他给阿龙补了腋下裂开的工装，沿着原来的缝线一针一针地走，针脚比原来还整齐。给阿虎的裤腿加了两块补丁——一块在膝盖，一块在屁股口袋的位置。给钟亦鸣的上衣袖口重新锁了边，用了一种他自创的双层锁边法，袖口再也不会磨出毛边。给海生改了一件工装外套，把袖子裁短半寸，把腰部收窄一指，这样海生穿着不会灌风。海生穿上新改的外套之后高兴得在公寓里走了两圈，说像量身定做的。阿绣说本来就是量身定做的。陆川的工装裤子裤裆开了线，阿绣让他脱下来，坐在榻榻米上就着灯光缝。缝到一半忽然说，陆哥你的裤腿我帮你改窄一点，走路不兜风。陆川说不用。阿绣说风灌进去冷。陆川没再说第二句话。
兄弟们都睡了之后，阿绣从自己的帆布包袱里拿出那块用塑料布裹了三层的碎布料——他父亲从病床上递给他、让他到了日本做件像样衣服的那块料子。他把它摊在膝盖上，手掌抚过布面，感受着布料的纹理和质地。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叠好、裹好、放回包袱最深处。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想。等攒够了钱，他要买一台缝纫机。然后把这块料子做成一件衣服。不是给自己穿，是挂在墙上，让他爸知道他在日本没给中国人丢脸。
十二月中旬，工地出了一件小事。
一个日本工人在卸钢筋的时候操作失误，吊车转臂转得太快，一捆钢筋在起吊过程中散开了，三根钢筋从半空中滑落。落点的正下方是阿虎——他正蹲在地上绑钢梁的扎丝，背对吊车。陆川眼角余光捕捉到空中那三道急速下坠的黑影，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扑了出去。他横着撞开阿虎，两个人同时摔在碎石地上——阿虎的肩膀撞到地上，痛得叫了一声，但那三根钢筋砸在了他刚才蹲的位置，碎石迸裂，弹飞的石子打在两个人的安全帽上噼里啪啦地响。
整个工地安静了一瞬。然后所有人都在喊——有人喊“誰か落ちた”、有人喊“救急車を呼べ”、有人喊“让开让开”。那个操作吊车的日本工人从驾驶舱跳下来，脸色比水泥还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阿虎趴在地上，侧头看着那三根嵌进碎石的钢筋，忽然想跟陆川说什么——想说他欠陆川一条命——被陆川从地上拽起来推到一边。陆川走到那个日本工人面前。周围几个中国工人围了上来，有人手里还攥着扳手。日本工人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吊车的履带上。陆川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日语，是他跟钟亦鸣学的。
“大丈夫。誰でも間違いはある。”
没关系。谁都会犯错。
那个日本工人的眼眶红了。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头差点撞到膝盖上，然后握着陆川的手不放，嘴里反复说着“ありがとう”，又说“ごめんなさい”，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在午饭时间把自己的便当端过来给阿虎，是一盒还冒着热气的咖喱饭，旁边放了两个橘子。
但陆川同时也注意到另一件事。那么大的响动，三根钢筋落地——整个工地都听到了。现场负责安全的日本监工跑过来，嘴里喊着“誰か怪我したか”，然后跑到吊车旁边，第一件事不是去查看差点被砸到的阿虎，而是对那个日本工人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骂完了把他领走。从头到尾没有看过陆川和阿虎一眼。他不在意中国工人有没有受伤。他在意的是这次操作失误会不会被记入安全日志——如果记了，会影响工地的安全评分，影响他们公司年底的审核。
陆川站在基坑边缘，看着监工远去的背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晚上回到公寓，钟亦鸣没有急着睡。他坐在角落里，用一支铅笔头在皱巴巴的笔记本上写字。不是算账，是写日记。他写下来的东西很简短——今天赚了多少，花了多少，存了多少。今天吃什么，今天学了什么日语。他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画了一张表，标题是“回国倒计时”。表里有两个数字：目标金额、当前存款。目标金额后面写着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数字——不是赚够船票回家，是够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开一个账户。当前存款后面写着零。但旁边的括号里还有一个小数字：在工地这几天攒下来的钱，扣除饭费之后剩余的部分。那个小数字比零大一些。
“你在写什么？”海生凑过来。
“写计划。”
“什么计划？”
“回家的计划。”
“可是咱们刚来。”海生不解。
“回家的计划，”钟亦鸣头也不抬，“在你上船之前就应该想好。否则你永远回不了家。”
海生没完全听懂。但他记住了这句话。他回到自己的角落，蜷在那件改过尺寸的外套里，闭上眼睛之前，在脑子里把今天工地上所有的声音都过了一遍——吊车的齿轮声、钢筋落地的撞击声、陆川用日语说的那句话的音调、那个监工从头到尾无视中国工人的沉默。他把那个沉默也记了下来，因为它比声音更有用。
十二月底，东京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落地就化。但工地停工了——不是下雪的原因，是日本人要过元旦。中国人不过日本年，但工地不开工，他们也没活干。关爷让老马给他们送了三天份的年货——米、油、几盒速食拉面、一箱啤酒。老马说关爷年前想见见大家，让你们在新年第一天去他的地方聚一聚。
大晦日那天晚上——日本的除夕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全亮了。这一晚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亮，因为所有俱乐部都在做跨年活动，灯牌和灯笼挂满了整条街。远处增上寺的钟声隐隐约约传来，一百零八下，驱除一百零八种烦恼。日本人穿着和服在街上走，手里拿着御守和祈福的箭矢。有人在烧旧年的护符，纸灰在夜风中飞扬。
十四个人在六叠榻榻米上过他们的第一个日本新年。阿虎用啤酒瓶当麦克风唱福建渔歌，跑了八百个调，被阿龙用枕头砸了三次但还在坚持唱，说要唱到新年来。渔民敲着空酒瓶给他打拍子，节奏完全不对，但敲得很认真。那个辽宁老乡从包袱里拿出一副扑克牌，教大家打滚子。阿绣在旁边一边看一边继续缝补白天磨破的工作服，由纪给他的那块银座西装店的碎料子里有几块太小不能做衣服的边角，被他缝在了兄弟们的工装膝盖上。他一边听渔歌一边缝，嘴角微微翘着。
钟亦鸣把日文教材摊在膝盖上，在除夕夜继续背单词。阿虎说他没劲，过年还学习。钟亦鸣抬头回了一句：“正月十日までは。”到正月十日为止。阿虎没听懂，问什么意思。钟亦鸣说：在日本，除夕夜还在学习的人，正月里运气最好。阿虎将信将疑地问真的假的。钟亦鸣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是骗你的。
海生坐在窗边，没有跟大家闹。他手里拿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他用铅笔画的从公寓到工地的路线图——不是普通地图，是“声音地图”。每一个路口他用不同的符号标注了那里的声音特征：十字路口有自动贩卖机的嗡嗡声，立交桥下有回声，工地入口有一条狗每天早上七点会叫。他把这张纸折好收在口袋里。
陆川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灯火。
他在想一个人。赤松敏宏。那个在银座酒会阳台上对他说过一句让他至今难忘的话的日本人。那个人说“你和我都是异乡人”。他不确定这句话里有几分真。但新年快到了，新年第一天他要去关爷那里——也许就能碰到那个让所有人都摸不透的日本人。
“陆哥，”阿虎喊他，“过来喝酒！”
“来了。”陆川转身，啤酒瓶在霓虹灯的映照下闪着暗金色的光。窗外有人在放小型烟花，金红色的火星在巷子里一闪一闪地亮，照亮了灰色墙面上斑驳的涂鸦。窗内的歌声、笑声、扑克牌摔在榻榻米上的声音混在一起。十四个人在这座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里过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新年——没有红包、没有年饭、没有亲戚走动——但他们有彼此，有刚拿到手的三天年货，有阿虎跑了八百个调的渔歌，有阿绣缝在膝盖上的碎布料，有钟亦鸣计划表上那个比零大一点的小数字。
一九八五年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过去了。
一九八六年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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