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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奇尔顿爵士站在人民委员会大楼的门厅里，他上一次来这里，是四天前——四天，在正常的国际政治中短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这四天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故了。
奇尔顿爵士今天来，是带着一个明确的使命——见到韦格纳本人。
上一次他被一个二级秘书打发走了，那件事在伦敦引发了不小的波澜，外交部常务次官在电报中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措辞“建议阁下尽可能争取与德方更高层级官员会晤”，但奇尔顿知道，这话的潜台词是“上次你连人家部长的面都没见着，这次别犯同样的错误”。
他不想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他提前做了功课，通过使馆的情报渠道打听了一下韦格纳这几天的日程安排。根据德国的官方回复显示，今天上午韦格纳在人民委员会大楼有一个地方代表的接待会，预计十点前结束。奇尔顿把约见时间定在了九点半。
门厅里很安静。偶尔有一两个穿着中山装或军装的人从走廊里走过，目光扫过奇尔顿爵士，微微点头，然后继续往前走。
但这种感觉让奇尔顿爵士很不舒服。
等了大约一刻钟，韦格纳的秘书诺依曼来了。
“奇尔顿先生，人民委员会主席韦格纳同志将在办公室接见您。请跟我来。”
奇尔顿跟着那个年轻的秘书走上楼梯，诺依曼在一扇深棕色的木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然后推开门。
“主席同志，英国大使奇尔顿先生到了。”
“进来吧。”
随即诺依曼就领着奇尔顿走进办公室。
韦格纳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他从办公桌后面绕出来，走到奇尔顿面前，伸出手。
“奇尔顿先生，请坐。”
奇尔顿握了握他的手。
两个人在办公桌两侧坐下来。韦格纳的办公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的一份似乎刚刚签完字，墨迹还没有完全干透。
“奇尔顿先生，上次你来的时候，我没有亲自接待你。派了一个二级秘书去，说实话，那是不礼貌的。”
奇尔顿微微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韦格纳会用这种方式开场，这种坦率让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但那天的情况确实特殊。我们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开一个接一个的紧急会议。
那天下午确实有一个无法推脱的协调会，倒不是故意躲着你。如果我的做法让你感到了不受尊重，我向你表示歉意。”
奇尔顿的嘴唇动了一下。
“韦格纳主席，感谢你的坦诚。上次的事已经过去了，我来不是为了追究谁对谁错。我来，是为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韦格纳打断了他，
“你想和我谈谈英国国内目前的局势。你想知道德国政府的态度。你想确认我们是不是在援助英国共产党。也许还想让我承诺点什么。”
奇尔顿的手指微微紧了一下。韦格纳把他来要说的话全部说完了，而且说得比他准备说的还要直接。
“韦格纳主席，那么，请您告诉我——德国政府目前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奇尔顿先生，我这样回答你。德国政府对英国国内局势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不干涉英国内政。”
见韦格纳这么答复，奇尔顿正要开口，韦格纳又补了一句。
“但是——”
奇尔顿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但是，我们支持英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不是干涉，是支持。这是两回事。”
奇尔顿的眉头顿时拧了起来。
“韦格纳主席，我认为这两件事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你说的那么清晰。你们的人——法国的、苏联的、你们德国的——据我所知，正在通过某种渠道向英国的工人武装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这种行为，在任何国际法的定义下，都可以被视为干涉内政。”
韦格纳并没有否认。
“奇尔顿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九一八年，你们英国政府向俄罗斯的白军提供武器、资金和军事顾问的时候——那算不算干涉当时苏俄的内政呢？”
奇尔顿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那是——”
“那是为了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对吗？”韦格纳替他说完了。
“你们觉得那是正义的事业，所以不是干涉内政，是保卫文明世界。同样的事情，当我们做的时候，就成了干涉内政吗？你不觉得这种双重标准很难自圆其说吗？”
奇尔顿沉默了几秒钟。
“韦格纳主席，一九一八年是一九一八年。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九三五年。过去的事，我不打算翻出来争论。我只想知道——德国政府是否会停止对英国境内武装力量的援助？
如果你们的援助继续下去，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把这视为德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一种敌对行为。”
韦格纳微微侧了一下头，
“奇尔顿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国内会有武装力量？为什么那些工人会放下工具、拿起步枪、从利物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走到街头和广场上，升起红旗，宣布成立工人委员会呢？”
“是因为他们吃饱了撑的吗？是因为他们闲着没事干想找点刺激吗？还是因为他们看到德国演习、看到欧洲局势变化、突然脑子一热就决定造反了？”
韦格纳的语速变快了，
“不是。是因为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是因为在你们那个日不落帝国的阴影下，在你们那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制度的保护下，利物浦的码头工人一家五口挤在一间没有热水、没有厕所的屋子里，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连面包都买不起，谢菲尔德的炼钢工人大批量的被解雇了，连一分钱的遣散费都没有。”
韦格纳的目光紧盯着奇尔顿。
“是因为他们终于不再相信了。不再相信你们那些政客画的大饼，不再相信等经济好转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不再相信这个国家还有任何人会替他们说话。
他们不是被我们煽动的，是被你们逼的。”
奇尔顿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他想反驳，可就是说不出来。
不是因为奇尔顿爵士认为韦格纳说的每一句话都正确，而是因为他的话里有一部分东西，是奇尔顿自己内心深处也无法否认的。
“韦格纳主席，”奇尔顿的声音有些发涩，
“你说得也许有道理。英国政府在过去这些年里，确实有一些政策没有执行好，确实有一些问题没有及时解决。
但这不意味着那些人有权拿起武器——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占领市政厅、升起红旗、建立所谓的工人委员会。
英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问题都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解决。”
“合法的渠道。”韦格纳重复了这五个字，
“奇尔顿先生，你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你在很多国家工作过。你告诉我，在利物浦码头工人眼里，那个所谓的合法渠道，通往哪里？”
奇尔顿没有回答他。
“通往白厅。通往一个他们从来进不去的房间。通往一群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人。
那群人穿着他们一年工资都买不起的西装，喝着他们一年工资都喝不起的酒，在他们失业、挨饿、被警察驱散的时候——在那间房间里，讨论着财政纪律和国际义务。”
“合法的渠道。当这个渠道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要走这条渠道？”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
奇尔顿深吸了一口气，把话题拉回来。他不想和韦格纳辩论英国政治的公正性——那不是他作为大使的职责，而且他隐隐觉得，这场辩论他赢不了。
“韦格纳主席，我们不谈过去的对错了。我们谈谈当下。英国政府希望——不，英国政府请求德国政府——停止对英国共产党的直接援助。
武器、资金、军事顾问，一切都停止。如果德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英国政府愿意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推动欧洲大陆的全面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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