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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还有一件事。”恩加伊转过身。
“那些被萨莱裹挟的普通百姓——他们不是敌人。
枪一响，他们比谁都害怕。要给他们留活路：放下武器的，既往不咎。
愿意回家的，我们给他们发路费。
愿意留下来的，可以按普通社员对待。”
拉莫尔一愣。
“还发路费？我们哪有钱？”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恩加伊说，
“但你记住，多一个放下武器的人，我们就少一个敌人。
这些人不是天生的土匪，是活不下去才跟着萨莱干的。
只要让他们看见还有别的活路，他们就不会给萨莱卖命。”
恩加伊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班吉城外的乌班吉河在月光下静静流淌，河对岸是广袤的、沉睡中的非洲大地。
“拉莫尔同志，你知道韦格纳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说过什么吗？
他说，革命不是一次性的节日，是漫长的建设。
我们以为建立起来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就是胜利了，可还是会有新的压迫者冒出来。”
“萨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还在、还愿意站起来、还愿意为子孙后代拼一把——压迫者来一个，我们就打一个，来一百个，我们就打一百个。”
“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不用再打仗。
总有一天，这片土地上有真正的、属于非洲人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一天，”
恩加伊转过身，目光坚定如铁，
“也许我看不见，也许你也看不见。但只要我们还在打，它就不会太远了。”
拉莫尔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推门出去了。
走廊里传来他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恩加伊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的班吉城。城中星星点点的灯火，在乌班吉河的映衬下，像散落在黑绒布上的碎金。
他想起年轻时在巴黎读书的日子，想起塞纳河畔那些和他一样肤色、却说着不一样语言的革命者。
也有人问过他：
你一个非洲人，为什么来法国闹革命？
他当时说：
因为压迫不分国界。
现在他知道了，解放也不分国界。
但萨莱不懂这个道理。
他只看得见自己头上的天空，却看不见别人的苦难。
恩加伊从窗前转身，走回办公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封面已经磨损的、从柏林带回来的小册子。扉页上，有人用钢笔写着一句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轻轻合上它。
萨莱读过这本书，可惜他没有读懂。
接下来的几天，恩加伊和拉莫尔分头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备战。
拉莫尔负责军事部署。
他将赤卫队三百人编成三个突击连，每个连配两挺轻机枪，分头进行夜间突袭和村落攻坚训练。各乡各寨的民兵按照指令，秘密向指定地点集结。
恩加伊则一头扎进了群众工作。
他带着几个信得过的干部，白天在各村各寨开动员会，晚上挨家挨户走访。
在姆班吉以北第一个响应号召的小村庄里，恩加伊站在打谷场上，面对几十个神情戒备的村民。
“乡亲们，萨莱的人来过你们村吗？”
没人吭声。
“来过。”人群中终于有个老人开口。
“他们抢走了粮食，还带走了我的孙子。
说要给他发枪、发军装，让他当什么先锋队。”
“那你孙子愿意吗？”
老人低下头。
“不愿意又怎样？枪顶在脑门上，不愿意也得愿意。”
恩加伊扫视着人群。
“乡亲们，萨莱不是救世主。
他杀大酋长的全家，不是因为大酋长欺负了你们，是因为大酋长不肯归顺他。
他抢你们的粮食、拉你们的儿子去当兵，不是因为你们需要保护，是因为他需要炮灰。”
“你们想一想——萨莱来了，你们的日子比过去好了吗？”
沉默。
“过去法国殖民者在的时候，你们交粮纳税，但至少还有地种、有饭吃。
后来发过解放了，我们在新的法国政府的帮助之下成立了人民委员会，
现在萨莱来了，他要把这一切夺走。他要把你们重新变成奴隶——只不过奴隶主的肤色和你们一样。”
又有一个人说话了。
“恩加伊，我们知道萨莱不是好人。可他手里有枪，我们打不过。”
“你们不用自己打。”恩加伊说，
“你们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行。该种地的种地，该上学的上学。仗，我们来打。”
“等我们打完了，你们的日子还跟以前一样——不，比以前更好。”
“凭什么相信你？”
恩加伊没有生气。他蹲下身，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
“我生在这片土地上，长在这片土地上。
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埋在这片土地里。
我是班吉人，是乌班吉沙立人，是非洲人。”
“萨莱倒是和我一样在欧洲住了十几年，可他连非洲的雨季什么时候来都搞不清楚。
他拿什么来爱非洲？拿欧洲人淘汰的旧报纸？还是拿英国人的破枪？”
人群中有人笑了。
“所以，”恩加伊站起身，
“你们信不过我没关系。但你们要信自己的生活——法国人在的时候，你们活过来了。
我们接手了，你们活得更好了。
萨莱来了，你们想过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还不如从前。”有人低声说。
“对，还不如从前。”
恩加伊扬了扬手里的泥土。
“所以这一次，我们不光是为自己打。
是为孩子打，为孙子打，为这片土地上还没出生的千千万万人打。”
“等他们长大了，问起今天的事，我希望你们可以告诉他们——当年，我们站起来了。
没有当逃兵，没有当叛徒，更没有当奴隶。”
动员会一直开到深夜。
散会时，那个最先开口的老人走到恩加伊面前。
“恩加伊，”他的声音很轻，
“我孙子……能活着回来吗？”
恩加伊握住他那双粗糙的、布满裂纹的手。
“老人家，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把他活着带回来。”
老人的眼眶红了。
夜里，恩加伊回到班吉，走进办公室。
拉莫尔正在等他。
“乡亲们怎么说？可愿意帮我们？”
“愿意，又不完全愿意。”
“他们怕。”拉莫尔说。
“这很正常。”恩加伊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
“他们被法国人压了那么多年，才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又冒出个萨莱。换谁不害怕？”
“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让他们亲眼看见——萨莱不是打不死的妖怪，是人。”
“等打完了，日子还是好日子，甚至更好。到那时候，他们就不怕了。”
拉莫尔望着恩加伊，忽然说：“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现在你跑到村子里去，跟老百姓蹲在地上抓泥土。”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拉莫尔一愣。“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1923年，你从柏林回来。
你说韦格纳同志教了你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说，一个干部如果连群众家里几口人、地里种什么庄稼都不知道，他就不配当干部。”
“我当时觉得你在说大话。现在我才明白——你说的是实话。”
恩加伊沉默了很久。
“拉莫尔同志，明天还有几个村子要走。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呢？”
“我再坐一会儿。”
拉莫尔没有再问，推门出去了。
恩加伊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那份手绘的区域地图。红色铅笔标注的进攻路线从班吉向外延伸。
他想起那个老人——想起他那双布满裂纹的手。
几十年在橡胶园里割胶，几十年在烈日下弯腰，几十年被鞭子抽、被呵斥、被当做会说话的工具。
他们活过来了。
他们没有等到解放的那一天吗？
等到了。
可萨莱来了。萨莱要把这一切夺走。
恩加伊拿起笔，在地图下方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民。谁也别想夺走。”
窗外，乌班吉河静静流淌。水面上的星光，像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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