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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深夜十一时。柏林，教育人民委员部大楼。
这栋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老建筑，此刻灯火通明。
四楼的大会议室里，弗里茨·里希特坐在主位上，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此刻他的眉头紧锁，盯着面前那份刚打印出来的数学试卷。
“第三题，再讨论一遍吧。”
旁边一个年轻些的专家叹了口气。
“里希特同志，我们已经讨论五遍了。”
里希特抬起头。
“那就多讨论一遍嘛。”
他把试卷推到桌子中央。
“合作社产量规划。这道题，到底难不难？”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口了。他是数学命题组的组长，柏林大学的教授。
“从数学角度来说，不难。就是二次函数求最值。只要学过，都能做。”
里希特点点头。
“那为什么还有争议？”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人举手。
“里希特同志，我能说几句吗？”
里希特看着他。
“当然可以。”
“这道合作社产量规划题，从合作社出来的孩子们一看就懂。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听大人讨论这些。
别的孩子可能需要想一想，但也不是做不出来。”
里希特点点头。
“沃格特同志说得对，那就这么定了。第三题，保留。”
他走回座位，坐下。
“下一题。”
争论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
语文组的争议最大。作文题《我为什么而学习》已经定了，但第二道大题的阅读选什么篇目，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主张选歌德的《浮士德》选段，理由是“体现德国的文化精髓”。
有人反对，说“太晦涩了”。
有人主张选海涅的诗歌，理由是“有革命传统”。有人反对，说“海涅的东西太政治，不适合考试”。
有人提议选一篇关于工业生产的科普文章，理由是“贴近现实”。
里希特听着他们吵，一直没说话。
最后，他敲了敲桌子。
“同志们，我提个问题。”
“你们选这些篇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呢。”
他指着那份争议最大的篇目列表。
“这篇关于煤矿工人的报告文学，是去年《红旗报》发表的。作者是一个下过井的工人同志。
他写的，是他亲眼看见的东西。文字不漂亮，但真实。我希望孩子们能读得懂真实。”
他看向语文组长。
“就这篇吧。”
凌晨四时，最后一题审定完毕。
里希特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沃格特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里希特同志，您辛苦了。”
里希特接过茶，喝了一口。
“沃格特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农村教师参加命题吗？”
沃格特摇摇头。
里希特说：
“因为我们这些人，坐在柏林太久了。久了，就要忘了土地是什么味道。忘了农民的孩子在想什么。忘了工人的孩子需要什么。”
“教育不能飘在天上。要扎根。”
三月五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的办公桌上，摆着最后审定的试卷样本。
他一份一份地翻看。语文，数学，历史，公民，自然科学。
翻到数学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很久。
那道合作社产量规划题。
他笑了。
他拿起笔，在文件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字：
“教育不是选拔贵族，是选拔人才。考题要让工人农民的子弟也能答好。这道合作社的题，出得很好。”
他放下笔，把文件递给旁边的秘书。
“送给里希特同志。告诉他，我同意。”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时，柏林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口。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走下来五个中年人。他们说着法语，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好奇和震惊。
这是来自法国的教育代表团。
带队的叫皮埃尔纳，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法国教育界的权威。
旁边一个年轻的随员小声说：“贝尔纳同志，德国的同志们让我们进去参观。但不能打扰考生。”
皮埃尔纳点点头，走进校门。
他们被引导着，穿过安静的走廊，站在一间考场的窗外。
透过玻璃，他们看见几十个年轻人低着头，伏在桌上写字。没有人抬头，没有人张望，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皮埃尔纳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低声对随员说：
“你知道巴黎的考场是什么样子吗？”
随员摇摇头。
贝尔纳说：“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偷看别人的卷子，有人带小抄。监考老师要不停地走来走去，不停地喊安静。”
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间又一间考场。每一间都一样安静，一样专注。
走到最后一间的时候，皮埃尔纳停住了。
那间考场的窗边，坐着一个拄着拐杖的男孩。他的左腿空荡荡的，但他的背挺得笔直，写字的手稳稳当当。
皮埃尔纳问陪同的德国同志：“这个孩子，是什么人？”
官员看了一眼，说：“工伤子弟。父亲死在矿上。是由国家全额资助读书的。”
皮埃尔纳沉默了很久。
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对随员说：
“我们在教育上的方式方法还是要跟德国同志们学习啊。”
随员问：“贝尔纳先生，您的文章……”
贝尔纳摆摆手。
“不写了。回去重新研究。”
同一时间，街角的咖啡馆里，一个穿着旧风衣的中年人正在低头写笔记。
他是《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名字叫詹姆斯·莫里森。他来德国三年了，写过无数篇报道，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中立的。
今天这篇，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写。
詹姆斯抬起头，望着窗外。街对面就是考点门口，家长们还在那里等着。
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
上面已经写了几行字：
“德国的高考，是一场精心组织的机器生产。十二万年轻人，被送入一千个考点，像原料被送入工厂，三天后出来，贴上标签，分送到各个大学。这是对人的异化，是对个性的扼杀……”
他有些写不下去了。
他划掉那几行字。
重新写着：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十二万年轻人，在为未来而战。他们的武器是笔，战场是试卷。
三天后，有人会赢，有人会输。但至少，他们都有机会上场。”
詹姆斯放下笔，望着窗外，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一个威尔士矿工，一辈子没读过书，但把他送进了大学。
他低下头，继续写：
“我不知道这是对是错。但我知道，那些孩子的眼神，和我当年一模一样。”
下午三时，柏林的一家小旅馆里。
埃德加·斯诺坐在窗前，膝盖上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他来德国已经三年了，记录德国人民的生活日常已经是他的每日必做事情了。
斯诺翻开笔记本，开始写：
“在我看来，这不是考试。这是一个国家在培养未来的力量。”
他想起今天早上，在考点门口看见的一幕。
一个穿着旧大衣的男孩走进考场前，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父亲站在人群里，穿着工装。两个人没有说话，只是对视了一眼。
那一眼里，有千言万语。
斯诺写道：
“在德国，教育不是特权，是权利。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是所有人的机会。”
“你可以不喜欢他们的制度，可以不喜欢他们的口号，可以不喜欢他们的一切。但你无法不喜欢那些孩子。他们眼中的光，是一样的。”
“那光，叫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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