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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我把红旗镇、青河镇、还有沿线的七八个乡镇集市跑了个遍。天不亮蹬三轮车出门，车斗里塞满蛇皮袋。泥路颠得人骨头散架，下雨天轮子陷进沟里，得下来推。到了集市占个位置，塑料凉鞋、的确良衬衫、电子表摆开，扯嗓子喊两声，一天下来嗓子冒烟。
每个月初一，周明远准时来收购站。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账本摊在桌上——总收入多少，总支出多少，一笔一笔写得清楚。周明远翻着账本，眉头越皱越紧。
“就这？”
“就这。”我给他倒茶，“周哥，小本生意，挣的是辛苦钱。”
周明远把账本一摔：“炜杰，你当我傻子？你在红旗镇摆摊，供销社的人都认识你了。你这销量，对不上账。”
“有些货赊出去的，钱还没收回来。”我脸不红心不跳，“乡镇上熟人赊账，我不敢不答应。”
周明远盯着我看了半分钟。他看不出什么，最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老郑的耐心有限。”
“我知道。”我笑着送他到门口，“下个月初一，我还在这儿。”
他走后，李老头从里屋出来，捡起账本翻了翻：“这小子，还不算太笨。”
“发现之前，你得攒够本钱。”
阿黄是二月初来的江城。他穿一件米白色夹克，头发抹了头油，亮得能照见人。他从省城坐长途汽车过来，带来两大包货——温州产的塑料凉鞋，鞋面上缀着塑料花，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的确良衬衫，颜色比市面上的鲜亮；还有一种新玩意儿——电子表，红色数字显示，表带是红蓝相间的塑料链子。
“这叫’数字表’，温州厂里刚下的线。”阿黄把一块表递给我，“城里人觉得土，乡镇上的人抢着要。你觉得时髦，走在街上有面子。”
我按了一下侧面的按钮，红色的数字跳动起来。这块表在县城百货柜台卖十五块，阿黄给我的价是六块。
“怎么合作？”
“我从温州发货，走长途汽车托运，货到江城长途汽车站，你自己去取。卖了再结算，利润三七开，我三你七。”
“你三我七？你担运费和货款，你只拿三成？”
阿黄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我在温州拿货价更低。再说，我在省城有别的买卖，江城这片，我懒得跑。”
我伸出手：“成交。”
第一批货四十块电子表、三十双凉鞋、二十件衬衫。我在红旗镇集市试卖，电子表定价十二块，半天卖光。一个扎辫子的大姐挑了双粉色凉鞋，当场换上，踩着泥地走了两圈，咯吱咯吱响，引得几个妇女围上来。不到两个钟头，见了底。
接下来两个月，阿黄每半个月发一批货。我在红旗镇、青河镇、高庙乡之间轮换。同样的货，换个地方，照样好卖。开始有熟客了——红旗镇卖豆腐的老王，每次见我都凑过来抽根烟，问有没有新货；青河镇理发店的学徒，带工友来挑电子表。
不是全城爆火，是几个集市上有了回头客。
三个月下来，我数了数床板底下的钱。七百、八百、一千二……最后停在一沓用橡皮筋捆好的纸币上——两千八。
我把钱分成三份。一份塞回床板底下，一份用报纸包好交给李老头，还有一份装进铁盒，回家交给了母亲。
母亲捧着铁盒，手有点抖：“哪来的？”
“摆摊攒的。”
“您帮我收着，别让我爸知道。他知道了又要问东问西。”
母亲犹豫了一下，把铁盒收进衣柜最底层。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隔壁房间咳嗽。他右手工伤之后一直抖，最近天冷了抖得更厉害。我盯着天花板，回想每一张钱的来历——红旗镇那场大雨，我淋得透湿护住货；青河镇被人占了摊位，我跟人家吵了二十分钟；高庙乡的山路，我蹬三轮车蹬到腿抽筋。
一分一毛攒出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踏实。
第二天我去收购站，把账给李老头看。他把钱一张张数完，往桌上一拍：“差不多了。”
“什么差不多了？”
“开店的本钱。”
我愣了一下。开店？我还没想过这件事。这三个月满脑子都是摆摊、进货、躲周明远。
“你天天风里来雨里去，不是长久之计。”李老头点了根烟，“有个固定的地方，客人才找得到你。刮风下雨也不耽误。”
“租铺面……要多少钱？”
“主城区的一年租金，大概三千到五千。你这点钱，够付半年的。”
我没说话。李老头说得对，但我心里清楚——一旦开店，就固定在一个地方，郑东海的人随时能找到我。现在我在各个乡镇之间跑，他们摸不清我的规律。可要是有了铺面……
李老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你怕姓郑的？”
我沉默。
“怕也没用。”他把烟头摁灭在搪瓷缸里，“你摆摊，他也能找到你。至少店里，有门有锁。”
我走出收购站，沿着老街慢慢走。三月的江城，风还是凉的，路边的梧桐树刚冒芽。我经过百货商业街，两边都是铺子，卖布的、卖鞋的、卖搪瓷盆的，伙计站在门口吆喝，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
我在一家店面前停下来。
店门口贴着一张红纸，毛笔字写得工整：“旺铺转让，有意者面谈。”
我往里看了看。店面不大，二十来平米，货架是木头的，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的木纹。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宣传画，边角卷了。但位置好——街角，三面来人，左右两边都是熟铺子，人气旺。
我推开门，门轴吱呀一声。
柜台后面抬起头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穿一件藏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他戴着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他打量了我一眼——我穿着劳动布工作服，裤脚沾着泥点，手里拎着个蛇皮袋。
“老板，”我说，“你这铺面，转让费多少？”
“你做生意的？”他把笔搁下。
“摆摊的，想找个固定地方。”
“摆摊的？”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不是在嘲讽，只是在陈述。“我这铺面转让费两千，月租三百。你拿得出？”
“我先看看。”
他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步子不快。他指着货架说：“这些你要是接手，我留给你，算半卖半送。木头架子还能用，比新打便宜。”又指指后面，“后面有个小间，放货住人都行，有自来水。”
我问他：“老板怎么不做了？”
“做了几年，累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儿子上中学，花钱的地方多。我想换个轻省点的营生。”
我转了一圈，心里算着账。转让费两千，预付半年租金一千八，加起来三千八。我手里两千八，还差一千。
“我考虑考虑。”我说。
他点点头，没有挽留。我转身要走，他在后面说了一句：“年轻人，这条街上的铺面，看着热闹，水很深。你要是只有摆摊的本事，劝你别来。”
我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他。他已经回到柜台后面，低着头，拿起笔，在账本上划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鬓角上。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街上人来人往，自行车铃铛响，卖糖葫芦的扛着草靶子走过。
那男人的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不是威胁，不是嘲讽，是一个做了几年买卖的人，给一个后辈的提醒。
水很深。我知道。
但水再深，也比被人追着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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