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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的。拿着和你一样的钥匙。”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让我整个人瞬间清醒了。
我站在原地,盯着面前那个中年警察的脸,试图从他的表情里读出更多信息。但他的脸上只有那种值夜班的人特有的疲惫和麻木,仿佛“七号储物柜昨晚被人打开过”这件事,对他来说只是今晚值班记录上的一行普通文字。
“什么样的女的?”我问,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三十多岁,短发,穿着一件黑色风衣。”中年警察说,“她说她是市局档案科的,来调一份旧档案。手续齐全,证件也没问题,我就让她进去了。”
三十多岁,短发,黑色风衣。我在脑子里快速搜索了一遍,没有找到匹配的人。苏晚晴是长发,叶知秋也是长发,林峰手下的女警我没有熟悉的。这个神秘女人,到底是谁?
“她拿走了什么?”我问。
中年警察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七号储物柜是单独的,我没有跟进去看。她进去大概十分钟就出来了,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牛皮纸信封。
这个关键词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插进了我脑子里某个正在快速运转的齿轮里。郑建国三个月前去见我父亲的时候,手里也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现在,一个神秘女人从七号储物柜里取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这两个信封之间,有没有关联?
“那个储物柜现在还能打开吗?”我问。
“能。”中年警察说,“储物柜是机械锁,不是电子的。只要你有钥匙,随时都能打开。”
我掏出那枚纽扣,在手里攥紧了一下,然后说:“带我去看看。”
中年警察看了我一眼,没有多问,转身朝走廊深处走去。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条又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最后在一扇灰色的铁门前停了下来。他掏出钥匙串,打开铁门,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楼梯。
“储物柜在地下室。”他说,“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下楼梯。地下室的空气比上面更冷,更潮湿,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走廊两侧是一排排灰色的金属储物柜,像一个个沉默的墓碑,整齐地排列在昏暗的灯光下。
中年警察走到走廊尽头,在一排编号为“07”的储物柜前停了下来。他指了指中间那个柜子:“就是这个。”
我走上前,蹲下来,掏出那枚纽扣,翻到背面,看着那行小字——“城南监狱,7号储物柜”。然后我伸出手,握住柜门上的把手,轻轻拉了一下。
柜门没有锁。
我愣了一下,然后用力拉开柜门。柜子里空空荡荡,只有底部落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以及一张折成四方形的纸条。
我伸手把纸条拿出来,展开。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但清晰:
“你晚了一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大约五秒钟,然后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字迹和正面一样,但内容却让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想知道信封里是什么,就去问郑建国。他知道答案。”
我握着纸条,蹲在储物柜前,感觉地下室的冷空气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我的皮肤上。
那个神秘女人,不仅提前一步取走了信封,还给我留下了一张纸条,告诉我下一步该去找谁。这说明什么?说明她知道我会来,知道我会找到这枚纽扣,知道我会打开这个储物柜。她在我之前,就已经把整条路都走了一遍。
她是谁?是画师的人?还是另一个在追查真相的人?
我站起来,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转向那个中年警察:“昨晚那个女人,你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或者她的车牌号?”
中年警察摇了摇头:“她没有登记车牌,只出示了工作证。工作证上的名字我没记住,但照片和本人对得上。”
“工作证上的单位呢?”
“市公安局档案科。”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中年警察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终只是说了一句:“你要查的东西,找到了吗?”
“找到了。”我说,“虽然没有拿到想要的,但至少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了。”
中年警察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带我走出了地下室。
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凌晨的冷风迎面扑来,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叶知秋的车还停在门口,她靠在驾驶座上,手里端着一杯从保温杯里倒出来的热咖啡,看到我出来,她摇下车窗:“拿到了吗?”
“没有。”我说,“被人抢先了一步。”
叶知秋挑了挑眉:“谁?”
“一个神秘女人。”我拉开车门坐进去,“短发,黑色风衣,自称是市局档案科的。她昨晚来过这里,取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叶知秋端着咖啡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短发,黑色风衣?”
“对。你认识?”
叶知秋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不确定。但我今天下午在市局采访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从档案科出来,就是你说的那种打扮。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档案科的人一般不穿那种风衣。”
我转过头,盯着她:“你看到她长什么样了吗?”
“看到了。”叶知秋说,“但我当时离得远,没有看清楚。只记得她戴了一副黑框眼镜,走路很快,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牛皮纸信封。又是牛皮纸信封。
我靠在副驾驶座上,闭上眼睛,让大脑在黑暗中快速运转。神秘女人,牛皮纸信封,七号储物柜,郑建国。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像拼图一样旋转、碰撞,试图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
但还缺一块。缺最关键的那一块。
我睁开眼睛,掏出手机,翻到郑建国的号码,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然后按下了拨号键。
响了两声,接通了。郑建国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依然温和,依然沉稳:“沈逸?现在是凌晨三点,你打电话给我,是改变主意了?”
“不是。”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三个月前从我爸手里拿走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昨晚被人从城南监狱的七号储物柜里取走了。”
电话那头,郑建国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
久到叶知秋端着咖啡杯的手都开始微微发抖。
然后郑建国开口了,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听到过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深沉的、压抑了多年的疲惫:
“我知道。”
“你知道?”我握着手机的手指猛地收紧,“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个信封,本来就是我放进去的。”
我握着手机,坐在副驾驶座上,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安静了下来。
郑建国放进去的。那个牛皮纸信封,不是我爸放进去的,是郑建国放进去的。
“为什么?”我问。
电话那头,郑建国再次沉默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整个人彻底僵住了:
“因为你父亲让我放的。他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取走它。而那个人,会替他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
我握着手机,感觉眼眶里有一股热流在涌动。
我爸。他早就知道。他早就知道有一天我会走到这一步,所以他让郑建国把那个信封存进了七号储物柜,等着我来取。
但信封被人抢先一步取走了。
“那个信封里装的是什么?”我问。
郑建国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是你父亲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还有一份名单。”
“名单?什么名单?”
“画师的名单。”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突然变得冰凉。
画师的名单。方远用命换来的那份名单,只有十一个人是确定的,第十二个人是身份待定的。而我父亲留给我的那份名单,应该就是完整的——包括第十二个人的名字。
但那份名单,现在在一个神秘女人手里。
“那个女人是谁?”我问,“她是怎么拿到钥匙的?”
郑建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头皮发麻的话:
“她没有钥匙。她根本没有打开储物柜——她撬开了柜门。”
我握着手机,坐在凌晨三点的车里,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一直窜到头顶。
那个女人,不是用钥匙打开的储物柜。她是撬开的。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根本不是来“取”东西的,她是来“拿”东西的。她不知道储物柜里有什么,但她知道那东西很重要,重要到值得她冒着风险去撬锁。
而她留下那张纸条,让我来找郑建国,不是为了帮我,而是为了把矛头引向郑建国。
她在嫁祸。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然后转过头,看着叶知秋:“帮我查一个人。”
“谁?”
“昨晚从档案科出来的那个女人。”我说,“我要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份,她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档案科。”
叶知秋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翻涌。然后她点了点头:“我试试。”
我靠在副驾驶座上,看着车窗外的夜色,感觉这场棋局越来越复杂了。
画师。白手套。神秘女人。牛皮纸信封。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旋转、碰撞,像一台正在高速运转的机器,试图从混沌中拼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但还缺一块。
缺最关键的那一块。
而那一块,可能就在那个神秘女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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