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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七日，清晨。沈知行的耳房被人敲响的时候，他正在用一块破布擦那盏油灯的灯罩。
灯罩是玻璃的，很旧，蒙了一层黑灰，擦干净之后透出的光能亮一倍。这是他前天从废品堆里捡回来的，花了半个时辰才把灯罩从灯座上拆下来，又花了一刻钟擦干净。黄册房的活儿需要大量的夜间工作，一盏亮一点的灯，能让眼睛少受些罪。
敲门的是老庞，那个腿脚不好的杂役。他端着一个粗瓷碗，碗里是半碗黑乎乎的粥，还有一小块咸菜。
“刘爷让我给你送的，”老庞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说今天有事让你早点过去。”
沈知行接过碗，道了谢。老庞转身要走，又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那灯罩，”他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点光亮，“擦得挺好。”
“谢谢庞叔。”
老庞没有应这个称呼，低着头，一瘸一拐地走了。
沈知行三口两口喝完粥，把碗放在门口，洗了脸，换上那身青布直裰，出了门。
清晨的临海县城已经有了动静。卖菜的挑着担子往集市赶，杀猪的铺子传来霍霍的磨刀声，一个老妇人蹲在巷口的沟边淘米，米浆水顺着青石板流下去，汇成一条细细的白线。沈知行从她身边经过，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目光里没有好奇也没有厌恶——一个穿旧衣的年轻书生，在这条街上太普通了。
府衙的侧门已经开了。他进去的时候，正撞上一个穿灰色盘领衫的中年人从里面出来，两人差点撞个满怀。那人四十来岁，方脸，浓眉，眼袋很重，身上有一股浓烈的烟草味。他看了沈知行一眼，目光停留的时间比正常人略长，然后侧身走了。
沈知行不认识他，但他记住了那张脸。
进了黄册房，刘典吏已经在里间了。门敞着，沈知行过去敲了敲门框。
“进来，关门。”
沈知行进去，把门带上。刘典吏今天的脸色不太好看——不是生气，是那种沉甸甸的、压在眉心的凝重。
“周应龙把你那个法子跟我说了，”刘典吏开门见山，声音压得很低，“台州卫粮饷那个事。他说你想把省下来的粮食留在卫所，直接补贴军需？”
“是。”
“你想过没有，这三千石粮食不经过账面，将来被查出来，谁担这个责？”
沈知行已经想过这个问题，想了不止一遍。
“刘爷，这三千石粮食不是‘不经过账面’，”他说，“是‘在账面上以损耗的形式核销’，然后在实物上直接划拨给台州卫的仓储。只要仓储的出入库记录完整，每一笔粮食的去向都写得清楚，上面来查，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账——粮食从府库出去，进了卫所，每一个环节都有签字画押。”
刘典吏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节奏不快不慢。
“你说的这个法子，叫‘移丘换段’，”他说，用的是老吏的行话，“就是把左口袋的钱放到右口袋，表面上左右都不少，实际上中间那一截没了。这个法子不新鲜，我在府衙干了二十三年，见过五个人用过——”
他竖起五根手指，然后一根一根地弯下去。
“头一个，被发配辽东。第二个，被革职查办。第三个，自己吓破了胆，把吞进去的全吐出来，辞官回乡。第四个，死在了诏狱里。第五个——”
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留了一道缝。
“第五个现在还活着，但已经十年不敢踏出临海县城一步。”
沈知行沉默了片刻。
“刘爷，我跟他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们把钱放进了自己口袋。我要把钱放回该去的地方。”
刘典吏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那目光又沉又重，像一块浸了水的棉布，闷闷地压在脸上。然后他缓缓地摇了摇头。
“你比你爹还倔，”他说，语气里没有赞赏，也没有责备，只是一种陈述事实的平淡，“你爹倔在明处，你倔在暗处。明处的倔，打了就打了，打了还能落个名声。暗处的倔……打了也没人知道，死了也没人收尸。”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推过来。
“台州卫的千户姓彭，叫彭毅，是个粗人，但人不坏。这封信你拿着，明天去卫所找他。粮饷的事，你得跟他当面说清楚——哪些粮能留，哪些粮不能留，留了怎么用，用了怎么记。他说行，就办；他说不行——你回来，这事就当没提过。”
沈知行接过信，信封上没有写字，封口用浆糊粘着，还没有干透。他把信收进袖子里，躬身道谢。
“还有一件事，”刘典吏在他转身的时候说，“今天早上你进门碰到的那个——方脸，大眼袋，穿灰衫的——知道是谁吗？”
沈知行摇头。
“张三省的人。”刘典吏的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姓杜，叫杜恒，是张三省在府城里的耳目。他今天来，是来查黄册房里有没有人动张三省的账。”
沈知行的心跳快了一拍，但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他查到什么了吗？”他问，语气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意外。
“没有。但他在你桌上站了片刻。”
沈知行没有问“他翻了我的抽屉吗”——因为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张三省已经开始注意到有人在对他的账目做文章。而那个人，就是沈知行。
当天下午，沈知行没有去黄册房。
他跟刘典吏告了半天假，说有私事要办。刘典吏没有多问，只说了句“明天别忘了去卫所”。
沈知行出了府衙，没有回耳房，而是沿着临海县城的主街一路往南走。
九月底的台州，天气不冷不热，街上的行人比前些日子多了些。卖布的、卖针线的、卖糖葫芦的，零零散散地分布在街边。他经过一家纸铺的时候停了一下，买了一刀最便宜的毛边纸、一小块墨、两支旧笔，花了四分银子。
纸铺的老板是个瘦小的老头，看到沈知行付的是碎银，多看了他两眼，大概是觉得这种穷书生居然拿得出银子，有些稀奇。
沈知行没有理会那目光，把东西包好，夹在腋下，继续走。
他没有去别的地方，去了城南的关帝庙。
关帝庙不大，三间正殿，两间配房，年久失修，屋顶的瓦碎了好几处，供桌上的香灰积了厚厚一层，显然很久没人来上香了。庙祝是个六十多岁的老道士，姓陈，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道袍，正蹲在院子里晒萝卜干。看到沈知行进来看了一圈，什么也没拜就要走，忽然开口了：
“这位相公，可是有事要问？”
沈知行停下来，看了看老道士的脸——皱纹深得像刀刻的，眼珠浑浊但目光不散，手里捏着一根萝卜干，拇指上有厚茧。
“道长怎么称呼？”
“贫道姓陈，在这里看了二十年的庙。”老道士把萝卜干放进簸箕里，站起来，拍了拍衣摆上的土，“二十年来，来这庙里的，要么是求财，要么是求子，要么是求平安。相公你一样都没求，那就是有别的烦恼。”
沈知行笑了一下，从袖子里摸出两文钱，放进功德箱。
“陈道长，我不是来问事的，”他说，“我是来打听一个人的。”
“谁？”
“张三省。”
老道士的手停了一下。
“相公跟他有仇？”
“他跟我有仇。”沈知行说，语气很平，“我爹叫沈存义，您可能听说过。”
老道士沉默了几个呼吸的时间，然后叹了口气。
“听过。”他说，“你爹是个好官。可惜好官没好报。”
他往左右看了看，确认院子里没有别人，然后压低了声音：
“张三省这个人，在临海县经营了二十年。他不只是有钱——他有官府的关系，有军队的关系，还有海上的关系。”
“海上的关系？”沈知行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
“你听说过双屿港吗？”
沈知行当然听说过。双屿港，位于宁波外海的六横岛，是嘉靖年间最大的走私贸易中心，由海盗兼海商王直等人经营，每年吞吐的货物价值数百万两白银。今年年初，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派兵突袭双屿港，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但王直逃了，残部散落在东南沿海各处，成了后来倭患的源头。
“张三省跟双屿港的人有生意往来，”老道士的声音越来越低，“每年从台州出去的丝、瓷、茶叶，有一半经过他的手上船。双屿港被烧了之后，他的货就断了路，急得满嘴燎泡，到处找人搭新的线。这事儿在台州上层不是秘密，但没人敢说——因为说了，就等于说张三省通倭。”
沈知行的眼皮跳了一下。
通倭。这是比侵占军田重一百倍的罪名。如果他能拿到张三省勾结海盗的证据，就不只是“平账”的问题了——就有可能彻底扳倒这个人。
但他很快按下了这个念头。证据，他没有。线人，他没有。手段，他没有。他现在连张三省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就想着扳倒人家？那是找死。
“多谢道长。”他拱手道谢，转身要走。
“沈相公，”老道士在他身后叫住了他，声音忽然变得郑重起来，“贫道多嘴一句——你爹的事，贫道帮不上忙。但以后你在这临海县城，但凡遇到想打听又不敢打听的事，就来这里。贫道虽然是个看庙的，但二十年来往的人多，耳朵比眼睛好使。”
沈知行回头看了他一眼。
老道士蹲下去，继续翻他的萝卜干，好像什么都没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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