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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烟雨葬花魂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杭州城外的西溪湿地里，落在秋雪庵的芦花丛中，落在松筠阁的芭蕉叶上，也落在一个女子摊开的词稿间。那女子坐在窗前，穿一件半旧的藕荷色衫子，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耳畔。她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窗外的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是在替她写着那些写不出的句子。
她叫吴藻，字苹香，号玉岑子。
她是清代中期的女词人，生于杭州，长于杭州，老于杭州。她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可她的心，却在这座城里漂泊了一辈子。她是商人的妻子，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之妇；她是名门闺秀，却从不愿被闺秀的身份束缚；她是女词人，却常常觉得“女词人”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为什么要在“词人”前面加一个“女”字？难道词也分男女吗？
她的一生，是对抗的一生。对抗世俗，对抗礼教，对抗命运，对抗自己。她赢了，也输了。她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却发现自己想要的样子并不快乐。
一、西溪女儿
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吴藻出生在杭州钱塘。
吴家是做丝绸生意的，家资殷实，在杭州城内有好几间铺面。吴藻的父亲吴文炳，虽是个商人，却极好风雅，家中藏书甚富，还养了一个昆曲班子，逢年过节便在府中唱戏。他对子女的教育也颇为重视，请了当地最好的先生来家中授课。
吴藻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上面有几个哥哥姐姐。她自小便生得聪明伶俐，四岁时便能背诵《千家诗》，六岁时能作简单的五言诗，八岁时已经能填小令了。教书的先生姓沈，是个老秀才，一辈子没中举，教了一辈子书。他教过很多学生，可从未见过像吴藻这样的——学什么会什么，一点就通，一通就透。
沈先生对吴文炳说：“此女是谪仙之才，可惜生在商贾之家。”
吴文炳问：“谪仙之才，不该生在商贾之家吗？”
沈先生摇摇头，没有回答。他想说的是：谪仙之才，不该生在女子之身。
可吴藻不在乎这些。她喜欢读书，喜欢写词，喜欢唱曲，喜欢一切美的东西。她不喜欢女红，不喜欢厨艺，不喜欢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词滥调。她觉得那些东西是捆住女人的绳子，而她生来就不是让人捆的。
十五岁那年，她写了一首《如梦令》：
“燕子未归春晓，一院绿阴如扫。
独自倚阑干，花落知多少。
休恼，休恼，今夜月明人悄。”
这首词写得清新自然，有少女的天真，也有少女的孤独。“独自倚阑干，花落知多少”——她一个人倚着栏杆，看着花落，不知道落了多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过。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不是为谁，不是为了什么事，只是心里空空的，像是缺了什么东西。
缺了什么呢？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这座城太小了，小到装不下她的心。
杭州是南宋的故都，西湖是天下最美的湖。吴藻从小就住在西湖边，看惯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繁华，也听惯了“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曲子。她喜欢西湖，可她也恨西湖——西湖太美了，美得让人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她想知道，西湖之外还有什么？江南之外还有什么？这个时代之外还有什么？
可她走不出去。一个女子，怎么走出去呢？
她只能写词。在词里，她可以走遍天下，可以纵横四海，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她在《金缕曲》中写道：
“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人在世，忍偏磨灭？
从古难消豪士气，也只书空咄咄。
正自检、断肠诗阅。
看到伤心翻失笑，笑公然、愁是吾家物。
都并入、笔端结。”
“看到伤心翻失笑”——读到最伤心处，反而笑了。那是一种怎样的笑？是自嘲，是释然，还是无奈？也许都是。她笑自己，明明是个女子，却偏偏有“豪士气”；明明应该安分守己，却偏偏不安分；明明该愁柴米油盐，却偏偏愁那些没用的东西。
“笑公然、愁是吾家物”——她把自己的愁当成了家传的宝贝，可笑，也可悲。
二、花帘词
吴藻二十岁那年，嫁了人。
丈夫姓黄，名唤黄某（名字已不可考），是个商人，在杭州城里开着几家当铺和绸缎庄。黄家与吴家门当户对，都是商贾之家，在旁人看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吴藻不喜欢他。
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不是一类人。黄某是个老实人，本分，勤劳，会做生意，会过日子。可他不懂词，不懂曲，不懂吴藻心里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他看吴藻写的词，就像看天书一样，看了半天，说：“写得好，写得好。”可到底好在哪里，他说不出来。
吴藻不怪他。她知道，这个世界上能懂她的人太少了。她嫁给黄某，不是因为她爱他，而是因为她需要嫁人。在那个时代，女子不嫁人，是活不下去的。
新婚之夜，吴藻坐在床边，等着丈夫进来。黄某喝得醉醺醺地进来，看了她一眼，憨憨地笑了笑，说：“你长得真好看。”然后就倒头睡了。
吴藻坐在那里，听着他的鼾声，忽然想起自己十五岁时写的那首《如梦令》——“今夜月明人悄”。那时候的她，以为孤独是美的，是诗意的，是可以用来吟咏的。现在她知道，孤独一点也不美，它只是空，只是冷，只是没有尽头的夜。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西湖的水，没有波澜，也没有颜色。
黄某每天早出晚归，忙着做生意。吴藻一个人待在家里，读书写词，弹琴唱曲。她把家里布置得像一间书房，墙上挂着字画，桌上摆着文房四宝，书架上是满满的典籍。黄某回家看到这些，也不说什么，只是笑笑。
他不懂她，可他尊重她。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吴藻在《花帘词》的自序中写道：
“余幼嗜词，长而弥笃。每于春秋佳日，风雨闲庭，辄拈小词以自遣。或写幽兰之思，或抒秋士之怀。不求人知，亦不暇求人知也。”
“不求人知，亦不暇求人知也”——她说她不在乎有没有人懂她。可如果真的不在乎，为什么要写出来呢？她是在乎的，她比谁都在乎。她希望有人能读懂她的词，读懂她的心，读懂她那些说不出口的寂寞。
可她等了很多年，也没有等到那个人。
她开始把词稿寄给杭州城里的文人雅士，请他们评点。那些人读了她的词，都惊为天人——一个商人的妻子，一个闺阁女子，竟然能写出这样清丽婉转的词句，简直是奇迹。
她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杭州城里的人都知道，黄家的媳妇是个才女，能诗能词，能书能画。有人称她为“当朝李清照”，有人称她为“闺阁词人之冠”。这些名号让她高兴，也让她惶恐。
她知道，自己和李清照不一样。李清照有赵明诚，有金石，有国破家亡的沧桑；而她呢？她有什么？她只有一座城，一座园，一池荷花，和一个不懂她的丈夫。
她在《浣溪沙》中写道：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几秋声。
欲寄相思无好句，且看团扇有新名。水晶帘下看梳头。”
“十年心事十年灯”——十年了，她的心事像一盏灯，亮了十年，灭了十年，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灯下的人，始终只有她自己。
三、男装
吴藻做过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她穿着男装，出入杭州的酒楼茶肆，与文人雅士们饮酒唱和。
那是在她婚后几年。有一天，她实在闷得慌，便从丈夫的衣柜里拿了一件长衫，戴上方巾，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眉目清秀，唇红齿白，活脱脱一个翩翩少年。她笑了，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
她就这样走出了家门。
走在杭州的大街上，没有人认出她是女子。她去了一家酒楼，点了几个菜，要了一壶酒，自斟自饮。旁边几个书生在谈论诗词，她便凑过去，与他们联句唱和。那些书生起初没把她放在眼里，觉得她不过是个年轻的读书人。可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个“年轻人”才华横溢，出口成章，便对他刮目相看。
那一天，她玩得很开心。她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笑了很多次。她觉得自己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自由了，痛快了。
她后来在《金缕曲》中记录了这段经历：
“一卷书，一樽酒，一庭风月。
几回醉，几回醒，几回休歇。
笑我浮生真草草，老去功名何物。
只合向、花前吟月。”
“笑我浮生真草草”——她笑自己这辈子过得太草率了，像个孩子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计后果，不顾一切。可她不后悔。她觉得，人活一辈子，如果连想做的事都不敢做，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可她知道，这种自由是假的。脱下男装，她还是那个黄家的媳妇，还是那个被困在闺阁中的女子。她可以在酒楼里和书生们称兄道弟，可回到家，她还是要面对那个不懂她的丈夫，还是要面对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
她像一个人，在梦里自由飞翔，醒来却发现自己的翅膀被剪断了。
有一次，她和几个朋友在西湖边饮酒，喝到兴头上，有人提议去游湖。她跟着去了，坐在画舫上，看着湖中的月亮，忽然哭了。朋友们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酒喝多了。”
她哭的不是酒，是自由。她知道，她不可能永远穿着男装，不可能永远混在男人堆里，不可能永远做那个“翩翩少年”。她终究要回到那个小小的院子里，做回那个“黄家媳妇”。
那一刻，她恨自己生为女子。
不是因为她觉得女子低人一等，而是因为女子有太多不能做的事。她想做的事，偏偏都是女子不能做的。她想游历天下，可女子不能独自远行；她想结交四海，可女子不能抛头露面；她想建功立业，可女子不能科举做官。她能做的，只有写词。写那些没有人读的词，写那些读了也没有人懂的词。
她在《喝火令》中写道：
“帘卷东风紧，花飞春事空。
绿阴庭院几番风。
燕子不来，人去也匆匆。
记得年时见，灯前笑语同。
而今独自倚帘栊。
一样黄昏，一样月明中。
一样小窗人静，只是不相同。”
“一样黄昏，一样月明中，一样小窗人静，只是不相同”——景物还是那些景物，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她说的“人”，是谁？也许是某个她曾经喜欢过的人，也许是她自己。那个曾经的自己，已经不在了。
四、昆曲
吴藻的丈夫黄某，虽然不懂词，却有一个爱好——昆曲。
黄家养了一个昆曲班子，每逢节庆便在府中唱戏。黄某最喜欢听《牡丹亭》，每次听都听得如痴如醉，有时候还跟着哼几句。吴藻起初觉得好笑，后来也跟着听，听着听着，便入了迷。
《牡丹亭》写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杜丽娘是个闺阁女子，梦见了柳梦梅，便爱上了他，爱到死去活来，爱到死而复生。吴藻读《牡丹亭》时，常常泪流满面。她不是为杜丽娘哭，而是为自己哭。杜丽娘至少还有梦，而她连梦都没有。
她开始学唱昆曲。
她学得很快，不到半年就能唱整出的《游园惊梦》。她的嗓子好，音色清亮，唱起来婉转动人。黄某听了，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我媳妇会唱戏，唱得比戏子还好。”
吴藻不在乎丈夫的夸赞。她在乎的是，唱戏的时候，她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是谁。她可以变成杜丽娘，可以变成杨玉环，可以变成任何一个她想象中的女子。那些女子和她不一样，她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敢做她不敢做的事。
她在《高阳台》中写道：
“春又阑珊，我亦飘零，何堪更送春归。
帘外莺啼，催人泪湿罗衣。
年时曾记花前饮，到如今、花事全非。
剩凄迷、芳草天涯，燕子楼西。”
“我亦飘零”——她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飘在风中，不知道要落到哪里去。她有家，有丈夫，有丫鬟，有仆人，什么都有。可她什么都没有。她像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幽灵，看得见人间的一切，却触碰不到。
她开始自己写戏。
她写的戏叫《乔影》，写的是一个女子穿着男装，在书房里独自饮酒读《离骚》的故事。戏里的女主角叫“谢絮才”，才情横溢，却生为女子，只能在书房里对着自己的影子倾诉。
《乔影》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
“我谢絮才，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每于绣余之暇，辄取古人诗文读之。读到伤心处，不觉涕泗滂沱。尝自叹曰：天生我辈，既付以须眉之志，何复限以巾帼之身？使余为男子，当匹马单枪，纵横四海。惜哉！惜哉！”
“天生我辈，既付以须眉之志，何复限以巾帼之身”——这句话，是吴藻的心声。她觉得自己有男子的志向，却被困在女子的身体里。她不甘心，可又无能为力。
《乔影》写好后，吴藻把它寄给了杭州城里的几个文人朋友。那些人读了，大为赞赏，有人甚至说这是“女中《离骚》”。他们组织了一场演出，请吴藻亲自登台表演。
那一天，吴藻穿着男装，走上舞台，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念出了那段开场白。她的声音清亮，情感饱满，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台下的人听得入了神，有的人甚至落了泪。
那一刻，吴藻觉得自己不再是吴藻，而是谢絮才，是一个有“须眉之志”的奇女子，是一个可以在天地间自由行走的人。她忘了一切——忘了自己是女人，忘了自己是商人之妇，忘了所有的束缚和枷锁。
可戏演完了，她还是吴藻。
她脱下男装，换回女装，回到那个小小的院子里，继续做她的黄家媳妇。生活没有因为一场戏而改变，她也没有因为一场戏而自由。
可那场戏，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她用笔，用舞台，用那个叫“谢絮才”的女子，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反抗。
五、香南雪北
吴藻四十岁那年，丈夫黄某去世了。
黄某是病死的，病了很久，拖了将近一年。吴藻照顾了他一年，端茶倒水，煎药喂饭，不眠不休。黄某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我不懂你，不能陪你，不能让你开心。”
吴藻听了，眼泪流了下来。她握住他的手，说：“你对我很好。真的很好。”
她说的是真心话。黄某虽然不懂她，可他从来没有阻止过她做任何事。她写词，他支持；她唱曲，他鼓掌；她穿着男装出门，他装作不知道；她登台演戏，他在台下为她喝彩。他是一个好丈夫，只是不是她想要的那种好丈夫。
黄某死后，吴藻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宅子里。
她开始整理自己的词稿。几十年来，她写了数百首词，有的发表过，有的从未示人。她把这些词稿编成集子，取名为《香南雪北词》。
“香南雪北”四个字，出自她的词《金缕曲》中的一句：“香南雪北，几回吟断。”她解释说：“香南”是江南，“雪北”是塞北。她一生住在江南，可她向往塞北。她想去看看雪，看看大漠，看看那些她从未见过的风景。可她去不了。她只能在词里想象，在梦里到达。
她在《香南雪北词》的自序中写道：
“余幼嗜词，老而弥笃。然词之为道，至深至微，非浅人所能知也。余之词，不求传世，亦不敢求人知。但写我胸中所有而已。今老矣，回首前尘，恍如一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香南雪北词》。他日身殁之后，是存是毁，悉听后人。”
“但写我胸中所有而已”——她说她的词，不过是把心里的话写出来而已。可正是这些“心里的话”，让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
她的词，不像李清照那样沉郁，不像朱淑真那样哀婉，不像徐灿那样悲凉。她的词里有一种独特的东西——一种不甘，一种反抗，一种不肯被命运驯服的倔强。
她在《满江红》中写道：
“滚滚红尘，何处是、埋愁之地？
看世态、炎凉翻覆，古今同例。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向风前、独立自沉吟，苍茫意。”
“二十余年成一梦”——她觉得自己的一生像一场梦，醒来时，什么都忘了，只剩下苍茫的意绪。可她不想醒。梦里的她，至少是自由的。
六、孤山梅花
吴藻晚年住在西湖边的孤山附近。
孤山是林逋隐居的地方。林逋是宋代诗人，隐居孤山，终生不仕不娶，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他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尽了梅花的风骨。
吴藻喜欢梅花。她在孤山脚下租了一间小屋，屋前种了几株梅花。每年冬天，梅花开的时候，她便坐在树下，闻着梅花的香气，写词。
她在《梅花》中写道：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世人皆爱桃李艳，我独怜君雪中魂。”
“世人皆爱桃李艳，我独怜君雪中魂”——她爱梅花，不是因为它美，而是因为它倔。别的花都在春天开，只有梅花在冬天开。别的花都怕冷，只有梅花不怕。她和梅花一样，是冬天的花，是雪中的魂。
可她毕竟不是梅花。梅花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穿衣，不需要面对那些烦人的世俗琐事。她需要。她虽然住在孤山，可她没有隐居。她依然要和亲戚来往，依然要处理家务，依然要面对那些她躲了一辈子也没有躲开的东西。
五十多岁时，她生了一场大病。
病了很久，反反复复，好不了。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觉得自己的生命像那雨一样，细细密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
她开始整理最后的遗稿。她把所有的词稿分成两份：一份留给家人，一份烧掉。家人问她为什么要烧，她说：“那些写得不好，留着丢人。”
可她烧掉的，恰恰是她最好的那些词。那些词太真了，太痛了，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宁愿它们随着她一起消失，也不愿意被人品头论足。
她死后，家人按照她的遗愿，把那些词稿烧了。火光照亮了院子，照亮了那些纸上的字迹，一页一页地化为灰烬，像蝴蝶一样飞起来，又落下去。
没有人知道那些词写了什么。也许写的是一种痛，一种只有她自己才懂的痛。那痛，和朱淑真不同，和李清照不同，和柳如是、贺双卿、徐灿都不同。那是吴藻自己的痛——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女子，在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里，挣扎了一辈子，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七、尾声
吴藻的《香南雪北词》流传下来了，可流传下来的不是全部，只是她愿意让人看到的那一部分。
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吴藻：“吴苹香词，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词之佳，不在雕琢，而在自然。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情，故能动人如此。”
“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情”——这是对吴藻最准确的评价。她不雕琢，不刻意，不矫揉造作。她只是写自己，写自己的心，写自己的愁，写自己的不甘。她写得那么真，那么诚，那么毫不掩饰。
可正是这种“毫不掩饰”，让她在同时代的女词人中显得格外孤独。别人都在写花，写月，写闺怨，写春愁；她写的是自己——一个被囚禁在女性身体里的灵魂，一个渴望自由却永远无法抵达的灵魂。
她活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反抗了一辈子。可到头来，她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改变。她还是女子，还是被困在闺阁中，还是不能做她想做的事。唯一改变的是，她的词流传下来了，她的话被人记住了。
有人问她：“你后悔吗？后悔读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词？如果你不读书，不写词，也许会更快乐。”
她笑了，说：“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如果不读书，不写词，我就不再是我了。”
她说得对。她不是李清照，不是朱淑真，不是柳如是，不是贺双卿，不是徐灿。她就是吴藻。一个在杭州城里住了几十年的女子，一个写了一辈子词的女子，一个穿着男装去酒楼喝酒的女子，一个在舞台上扮演谢絮才的女子，一个在孤山脚下种梅花的女子。
她不是任何人，她就是她自己。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吴藻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想过痛快的生活，可生活不让她痛快。她想过自由的日子，可自由是个太奢侈的东西。她只能在词里痛快，只能在梦里自由。
可她至少还有词，至少还有梦。
九百多年后，我在杭州的孤山脚下走过。那天下着雨，江南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我站在林逋的墓前，看着周围的梅花，忽然想起吴藻的那句词：“世人皆爱桃李艳，我独怜君雪中魂。”
我怜的不是梅花，是她。
一个在雪中开放、在雪中凋零、在雪中留下一缕幽魂的女子。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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