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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麦克米伦的专机起飞了。他走了，但随行的人没有全部跟着走。
罗尔斯·罗伊斯的布伦特留下来了，他要去看南风汽车厂。
阿姆斯特朗的汉密尔顿也留下来了，阿姆斯特朗也是飞机制造商之一，他要对南华的机械制造能力做一次实地评估。
联合利华的副总裁也留下来了，南华的日化用品市场正在爆发式的增长。
他打算要在美国和荷兰市场下，咬下一块蛋糕。
这些人被安排住在摘星楼。
礼宾司的人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春节期间的行程表，上面列着长安城的年俗活动。
布伦特拿到行程表的时候看了很久，对汉密尔顿说了一句：“我这辈子还没在外国过过年。”
汉密尔顿说：“我也是，下午一起去看看南华的汽车，怎么样？”
布伦特耸耸肩，对这个竞争对手表示无所谓。
格雷没有留下来。
麦克米伦的专机起飞之前，他已经坐上了另一架飞机，飞往香江。
半岛东方的远东业务总部设在香江，他要从香江飞日本，找日本航运公司谈合作。
南华的制裁没有完全解除，半岛东方必须找到新的市场来弥补远东航线的亏损。
日本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航运需求很大。
但他到了日本，见的第一家船运公司就碰了壁。
东京丸之内的一间会议室里，三井物产的航运本部长听完他的方案，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格雷先生，您的方案很好。但我们的船，现在不敢跑那条航线。”
“为什么？”
“南华在马六甲海峡查船，签订协议之前。我们的船经常被莫名其妙扣押，船员审核资格不过关。
后来虽然不查了，但谁知道什么时候再查？
日本企业现在宁愿多花运费租美国船或者南安集团的船，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船。”
格雷的脸色阴沉：“你们还用南安集团的船？”
“当然，用他们家的，省时省力，为什么不用呢？”
格雷后来又跑了几家船运公司，日本邮船、川崎汽船、商船三井，一家一家地谈。
没有一家敢跟他签长期合同。
不是他的条件不好，是日本人怕了。
过去两年，南华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检查”让日本船运公司吃尽了苦头。
船被扣在锚地里，货被卸下来检查，船员被限制离船。
一家公司的船被扣了半个月，货物延期交付，赔了一大笔违约金。
从那以后，日本企业学聪明了，宁愿多花钱租美国船或者南安集团的船，也不冒风险用自己的船。
南华没有用一枪一炮，就是用一道海峡，把日本航运业的脊梁骨打断了。
当初南安集团就是在这么崛起的，直接抢占了日本船运的机缘。
格雷走的时候，在羽田机场的候机室里坐了很久。
他本来指望日本人能帮他分担一些压力，结果发现日本人的日子比他更难过。
半岛东方至少还有欧洲航线可以跑，日本船运公司连家门口的生意都保不住。
麦克米伦离开的第二天，《南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次访问的成果。
标题不张扬：“英南合作新篇章”。
副标题列了四个方向，航空、制造、食品、金融。
没有具体金额，没有具体条款，就是原则性的几段话。
有记者去采访商务部，问总金额是多少。
商务部的新闻官笑了笑，说“具体数字不便透露，或许不低于去年六亿美元也说不准。”
这话一出，当天下午就被各国通讯社转发了。
但老百姓对数字不敏感。
六亿美元也好，八亿美元也好，跟他们的生活没什么直接关系。
他们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电影《东京审判》要在春节上映了。
长安城西区最大的影剧院门口，巨幅海报已经挂出来好几天了。
海报的背景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法官席上坐着十一个国家的法官。
被告席上站着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人。
最上面是一行大字：“历史的审判，不容遗忘”。
底下写着上映日期：正月初一。
每天都有不少人停下来看。
一个穿中年男人站在海报前面，盯着被告席上那些人的名字看了很久。
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问他：“叔，这是真实的历史吗？”
中年男人没回答，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了一句：
“娃娃，你们的历史老师，难道没有教过你吗？”
街上的议论也多了起来。
长安城西区的一家茶馆里，下午三点，坐了大半桌子人。
有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把报纸摊在桌上，指着那条新闻说：
“《东京审判》，正月初一上映。你们去看不看？”
旁边一个剃平头的中年人，吊儿郎当地说：“看肯定想看，但我不想花钱。
去年政府不是下乡放过电影吗？《血战台儿庄》，就是免费看的。
这个《东京审判》估计也会下乡吧？到时候去乡下看，花那冤枉钱干什么？”
话音刚落，对面一个穿灰夹克的老头不乐意了。
“你这是什么话？那是免费给老百姓看，是乡下没电影院，总统要与民同乐。你什么都想等免费的，国家欠你的？”
那人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能省就省。”
“能省就省？”灰夹克把茶杯往桌上一顿。
“你省这几块钱，人家拍电影的钱从哪来？去年文化部搞下乡，那是为了宣传抗战，让农村的老百姓也看看。
但你不能指着这个过日子，新电影就该去电影院看，坐在大银幕前面，黑灯瞎火的，才有那个气氛。”
旁边的人开始七嘴八舌。。
那个中年人把报纸折起来，说了一句：“反正我买了预售票了，初一晚上七点的。”
灰夹克问：“多少钱？”
“三十二快。”
“这有点贵啊，去年才三十一张。”
“这部电影经费高着呢。报纸上不是写了吗，剧组飞了好几个国家，找到一些法官亲自采访，甚至还去了孤岛。”
布伦特在摘星楼的房间里听说了《东京审判》的事。
翻译给他大概讲了讲剧情，讲的是二战结束后，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事。
布伦特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他在欧洲见过太多关于二战的电影了，但亚洲人拍的，视角肯定不一样。
欧洲人拍的电影，日本人的角色往往是“消失的”，他们只记得自己打了仗，不记得亚洲人也被打了。
汉密尔顿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南华日报》的英文摘要。
他看完之后抬起头，说了一句：“十几年了，南华人还忘不了当年日本人做的事。”
布伦特也不理解。
英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人的占领。
新加坡沦陷的时候，英国士兵投降了，被关在樟宜监狱里，日子不好过，但至少活下来了。
南华人不一样，他们的亲人死了太多了，这种仇恨，不是几部电影能消解的，但至少电影让更多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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