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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宇的信在李甜甜枕头边放了三天。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拿起来看一眼，白色信封，边角有点翘了，“爸爸收”三个字歪歪扭扭的，铅笔写的，有些地方擦过重写，能看出原来的痕迹。她没拆，不是不想看，是不该看。信是写给赵强的，不是写给她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别人的信，不拆。周三中午，她给马警官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那边有点吵，有人在说话，有翻纸的声音，像在整理什么材料。
“李甜甜？怎么了？案子的事不是已经结了吗？王凯不上诉，赵强也不上诉，都判了。”
“马警官，不是案子的事。是赵强。他儿子给他写了封信，托我转交。我不知道该寄到哪，看守所还是监狱？他现在在哪儿？”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马警官大概在消化这个信息。过了几秒，他说：“赵强已经转到监狱了，城北那个，城北监狱，离你们公司不远，坐公交半个多小时。信你可以寄到监狱，写上他的名字和编号，监狱有专门的信件收发室，每天都有专人处理。会检查内容，主要是看有没有夹带违禁品、有没有串供嫌疑，没问题就转给他。孩子写的信，一般都会过。”
“他编号多少？”
“你等一下，我查查。”那边传来键盘敲击的声音，很轻很快，过了十几秒，“467203。记住了吗？四六七二零三。你让他儿子以后写信就写这个编号，加上名字，监狱每天那么多信，没编号容易弄错。”
李甜甜从口袋里掏出笔，在手心记下来。“记住了。四六七二零三。谢谢马警官。”
“李甜甜，”马警官顿了顿，声音比刚才正式了些，“你跟赵强还有联系？我提醒你一句，他现在是服刑人员，你跟他打交道要注意分寸。不是说不可以，是有些东西要注意。你帮他转信可以，但别牵扯太深。毕竟他那个案子，你是关键证人，万一他在信里跟你说什么案子的事，你不好处理。”
“我知道。就是他儿子写了封信，我答应帮他转。小孩子不懂这些，就知道想爸爸。七岁的孩子，不会写几个字，用拼音写的。”
马警官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头能听到他的呼吸声。“行。你寄吧。监狱那边我打个招呼，让他们快点处理，别压着。孩子写的信，别拖太久，小孩子等不及。”
“谢谢马警官。”
挂了电话，李甜甜看着手心里那串数字，蓝色的圆珠笔字，有点花了，掌纹印在上面，把数字分割成几段。她去洗手间洗了洗手，水很凉，肥皂搓了两下。数字还在，印在皮肤上，淡淡的，像是从里面长出来的。
下午请了半小时假，去公司附近的邮局。邮局不大，就在街角，门面窄窄的，夹在一家早餐店和一家复印店中间。柜台后面坐着一个阿姨，戴着老花镜，正在织毛衣，毛线是红色的，缠在针上，织了一半，看不出是什么。李甜甜要了一个信封，挂号信专用的那种，黄色的，比普通信封厚实。她把赵小宇的信装进去，用胶水封口，在封面上写上：城北监狱，赵强收，467203。写完之后看了一遍，“赵强”两个字写得很端正，比赵小宇写的工整多了。她把收件人地址又核对了一遍，确认没错。
她把信封投进邮筒的时候，手在邮筒口停了一下。铁皮邮筒是绿色的，漆面有些地方掉了，露出底下的铁皮，锈了一小片，边缘有点毛。邮筒上写着开箱时间，一天两次，上午九点，下午四点。信封从手指间滑下去，掉进邮筒里，发出一声很轻的响，像是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地方。
她站在邮筒前，看着那个绿色的铁盒子，站了一会儿。旁边有个老太太在等公交车，拎着一个布袋子，看了她一眼。她转身走了。
回到公司，方琳问她去哪了。她说去邮局寄了封信。
“寄信？现在谁还寄信？发个微信不就行了？顺丰多快，上午寄下午到。”
“对方收不到微信。监狱里不能用手机。”
方琳看了她一眼，眼神变了一下，没再问了。转过去继续敲键盘。
四月的后半段，李甜甜忙得脚不沾地。孙总那边的新项目启动了，比之前那个大了一倍，光供应商就有七八家，每一家的成本都要核算，每一家的资质都要审核。她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中午饭都顾不上吃，在工位上啃个面包就对付了，面包屑掉了一键盘。
杨玉玲打电话来骂她，她说忙完这阵就好了。杨玉玲说你这阵忙完下阵又来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她没接话，笑了笑。
周敏的审计培训开始了，三天，总部来的人讲课。第一天讲的是《企业内部审计实务》，第二天讲的是《财务舞弊识别与防范》，第三天讲的是《审计报告撰写规范》。李甜甜每节课都去了，坐在最后一排，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一本快用完了。
讲课的老师姓林，四十出头，戴一副无框眼镜，说话很快，喜欢用案例，讲到关键处会停下来问大家听懂了没有。讲到财务舞弊的时候，他放了一个PPT，上面列着近五年全国查处的典型案件，每个案例都有详细的金额和刑期。
“二零二一年，华东某制造企业，采购经理利用职务便利，与供应商合谋，虚增采购价格，套取公司资金一千六百万。案发后，该经理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名下资产被冻结。二零二二年，华南某贸易公司，财务总监通过伪造银行对账单，挪用公司资金两千三百万，用于个人炒股，亏损后无法归还，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上诉被驳回。二零二三年，华北某科技公司，销售副总虚构销售合同，骗取公司返利一千二百万，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目前在某监狱服刑。”
他翻了一页，PPT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密密麻麻的。
“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第一，作案时间长，平均在五到八年，最短的三年，最长的十二年。第二，涉案金额大，平均在两千万以上，最少的八百万，最多的五千万。第三，内部监管缺失，审计形同虚设，有的公司三年没有做过内部审计。第四，举报人往往是普通员工，而不是管理层。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百分之六十五的财务舞弊案件，最初的线索来自基层员工的举报。这个数据是全国范围的，覆盖了三十一个省区市，样本量超过两千个案例。”
李甜甜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数字。百分之六十五。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在会上指出数据问题的时候，赵强说“你才来一个月，有些情况不了解”。现在她知道，那些“不了解的情况”，就是那百分之六十五。不是她不懂，是那些“了解情况”的人假装不懂。
培训结束的时候，林老师留了一个互动环节，让大家提问。有人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关于审计程序的；有人问了职业发展路径，考什么证、怎么晋升。最后一个问题，是李甜甜问的。
“林老师，您说百分之六十五的舞弊案件来自基层举报。但基层员工举报之后，往往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领导的打压、同事的排挤、甚至被调离岗位。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报道，有的人举报之后被穿小鞋、被边缘化，最后不得不辞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制度上的保障？”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林老师看着她，推了推眼镜，镜片反着光。
“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停顿了一下，把翻页笔放在桌上，“从制度上讲，公司应该建立举报人保护机制，比如匿名举报渠道、反报复条款、举报人奖励制度。很多大公司都有，但执行起来效果不一。从法律上讲，我们国家有《举报人保护条例》，二零一六年就开始实施了，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严重的可以入刑。但从现实上讲——”
他顿了顿，看着会议室里的人，一个一个看过去。
“从现实上讲，举报人确实会面临压力。这是没办法回避的事实。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做正确的事，承担正确的代价。这句话听起来很空，但它是真的。你做的那件事，会改变一些东西。不一定能改变整个系统，但至少能改变你身边的那一小块地方。你身边的人看到你做了，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慢慢的，那一小块地方就变大了。”
李甜甜没再问了。她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正确的事，正确的代价。”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把“代价”两个字圈了起来。
培训结束后，周敏问她那个问题是不是替自己问的。李甜甜想了想，说也不全是。
“那个百分之六十五的数字，让我想起一些事。”她说，两个人走在走廊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
“什么事？”
“赵强说的那些话。他说他刚来的时候也跟我一样，后来慢慢变了。他说他怕我，因为我太干净了。他不是怕我这个人，是怕他自己曾经是的那种人。他看到我，就像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周敏看着她，没说话，脚步慢了一点。
“我在想，如果每个公司都有那么一两个‘太干净’的人，那些数字会不会少一点。那个百分之六十五，会不会变成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林老师说，百分之六十五的案子是基层举报的，那剩下百分之三十五呢？也许永远没人知道。那些没人知道的案子，就在暗处继续烂下去。”
周敏沉默了一会儿。“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至少，你让这个公司多了几个‘太干净’的人。财务部那三个来找我的同事，他们以前不敢说的东西，现在敢说了。这不是你改变的？他们跟我说，以前觉得说了也没用，领导不会管，查也查不出什么。现在他们觉得，也许有用。”
她们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晃晃的，照得地板发亮。窗外的银杏树在风里晃，新叶子已经长密了，绿油油的，遮住了半边窗户，阳光从叶缝里漏进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光。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李甜甜收到了赵强的回信。
信是寄到公司的，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地址，字迹很工整，不像赵强以前的字——以前他的字是那种圆滑的、连笔的、一看就是签惯了文件的人写的。现在这个字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像是小学生描红。她认得出来，那是监狱里统一要求的书写格式，每个人都要写工整，不然退回去重写。邮戳是城北监狱的，圆形的，日期是三天前。
她把信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方琳在旁边看到了，问谁寄的。她说是赵强。
方琳愣了一下，手里的笔停在半空。“他还给你写信？他不是在里面吗？”
“应该是回信。他儿子写了封信，我帮他转的。他大概是回给我，让我转告他儿子。监狱里写信要先经过审核，能寄出来的都是没问题的。”
方琳没再问了，转过去继续干活，但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半天没动。李甜甜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A4纸，折了两折，折痕很重，像是压了很久。纸很薄，是监狱统一配发的那种，白底蓝格，上面有横线，纸的边缘有点毛。字写得很端正，一笔一画的，像是在描红，有些笔画能看出来是描了两遍。
“李甜甜：信收到了。小宇的字比以前好看了。告诉他，爸爸很好，让他听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不要来看我，太远了，路费贵。等我出来，我去看他。谢谢你。赵强。467203。”
就这几行字，没了。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寒暄，没有问任何问题。李甜甜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回信封里。她拿出手机，给赵强老婆发了一条消息：“赵强回信了。他说他很好，让小宇听你的话，好好读书。他说不要去看他，路费贵，等他出来他来看孩子。”
过了大概十分钟，赵强老婆回了一条消息，只有几个字：“谢谢。我告诉他。小宇今天又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了。”
李甜甜看着这条消息，没回。她把信封放进抽屉里，跟之前那些纸条放在一起。提醒的、警告的、威胁的、转正通知、陆则衍手写的那张“路还长”。现在又多了一封监狱来信。抽屉快满了，塞得有点紧。
五月中旬，公司发生了一件小事。
采购部的一个员工，姓孙，三十出头，圆脸，在公司干了五年，平时话不多，存在感很低。他在审核供应商合同的时候，发现有一笔账对不上——金额不大，才八万块，在公司的流水里根本不算什么。但他反复核对了好几遍，确认有问题，不是算错了，是供应商那边的报价跟合同对不上。他犹豫了几天，在茶水间碰到方琳的时候问了句“你说这事该不该报”，方琳说你觉得该报就报。他最后去找了陈副总。
陈副总让审计部查了一下，发现是供应商那边搞错了，多收了一笔服务费，不是故意的，就是账目搞混了，换了经办人没交接清楚。供应商道了歉，把钱退了回来，还专门派人来公司解释了一趟。事情不大，八万块，在王凯那个案子里连个零头都不够。但陈副总在全员会上提了一句，点名说的。
“采购部的小孙，工作认真，发现问题及时上报，避免了公司损失。八万块钱不多，但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公司需要这样的人。每一个岗位都能发现问题和风险，关键是发现了之后怎么做。小孙做了正确的选择。”
小孙坐在下面，脸红了，耳根子都红了。散会之后，方琳捅了捅李甜甜的胳膊，挤了一下眼睛。
“你看，又一个‘太干净’的。小孙那个人，平时蔫不拉几的，没想到还挺有骨气。”
李甜甜笑了笑。“挺好的。八万块也是钱，公司的不就是大家的。”
她想起林老师说的那句话——你做的那件事，会改变一些东西。不一定能改变整个系统，但至少能改变你身边的那一小块地方。
那一小块地方，正在变大。也许很慢，但确实在变。
五月下旬，杨玉玲过生日。
李甜甜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想送什么。她们认识这么多年，从部队到现在，每年生日都是一起过的。第一年她送了一个迷彩钱包，第二年送了一双作战靴，第三年送了一套护肤品，都是实用型的东西。今年她想了好久，最后买了一条围巾，浅灰色的，羊绒的，摸起来很软，像摸着一团云。她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刷卡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刷了。收银员问她要不要袋子，她说不用，揣在包里就行。
生日那天是周六，杨玉玲在家做了一桌子菜。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虾、清炒时蔬、一个老母鸡汤，汤炖了三个小时，满屋子都是香味。她围着那条围巾做的饭，舍不得摘，怕沾上油烟，又舍不得摘，就把围巾尾巴塞进领口里，在厨房里忙来忙去，时不时低头看一眼围巾有没有弄脏。
“你买这么贵的干什么？又不是什么大生日。三十岁都没到，过什么大生日。”杨玉玲嘴上这么说，但围巾一直没摘，吃饭的时候都围在脖子上，时不时摸一下。
“你喜欢就行。我看了好几家才挑中的，这家羊绒最软。”
“喜欢是喜欢，但太贵了。你下个月房租还够吗？上个月电费交了多少？”
“够。项目奖金发了，比工资还多。孙总那边项目结了，公司给了绩效奖励。”
杨玉玲看了她一眼，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她碗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个有钱人了。以前你说够花就是够花，现在说够花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
“哪有。就是够花而已。排骨很好，比上次还好吃。”
两个人坐下来吃饭。杨玉玲倒了两杯饮料，橙汁，鲜榨的，自己榨的。她举起杯子，橙汁在杯子里晃了晃。
“来，敬你。敬你这个不怕死的。又老了一岁，还是这么轴。在新兵连的时候班长就说你轴，到现在还轴。”
李甜甜举起杯子碰了一下，玻璃杯碰撞发出很脆的一声响。“敬你。敬你做的糖醋排骨。一年比一年好吃。”
两个人笑了。窗外的银杏树已经很密了，叶子绿得发亮，风一吹，哗啦啦的，像一片绿色的海，叶子翻过来的时候露出背面浅绿色的绒毛。阳光从叶缝里漏进来，在桌面上洒了一地碎金，光斑在桌布上晃来晃去。
“李甜甜，”杨玉玲放下杯子，用筷子戳着碗里的米饭，“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那件事——就是你发现数据那件事——你现在会在干什么？如果那天你没在会上指出来，你会怎么样？”
“不知道。也许还在四楼整理旧档案。也许已经走了。受不了那个气就走了。”
“你会走吗？你那个脾气，会认输吗？”
李甜甜想了想，把筷子搁在碗上。“不会。我不是那种遇到事就跑的人。你忘了，在新兵连的时候，班长说我是‘死扛型’。跑不动了也不停，走也要走完。那个五公里，我跑了最后一名，但我跑完了。班长说，跑最后一名没关系，停下来就有关系。”
杨玉玲笑了，笑得很大声。“对，死扛型。跑不动了也不停，走也要走完。那时候全连都知道你了，说新兵连有个女兵，跑得最慢，但从来不放弃。”
两个人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杨玉玲把围巾叠好，放在膝盖上，手指摸着羊绒的纹路，顺着摸，逆着摸，来回摸。
“李甜甜，你说赵强出来的时候，他儿子多大了？他判了七年，现在过了快半年了。”
“十四岁。上初中了。正好是叛逆期。”
“那时候他儿子还认他吗？七年不见，小孩子记性没那么好。”
“不知道。也许认，也许不认。看赵强自己怎么做了。他要是好好表现，减刑早出来，也许还能赶上孩子上初中。”
杨玉玲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停在围巾上不动了。“你觉得值得吗？你做的那些事，值得吗？得罪了人，背了处分，被发配到四楼，差点丢了工作。”
李甜甜想了很久。窗外头，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晃，一片一片的，绿得发亮。远处的天空很蓝，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像棉花糖一样软。
“值得。”她说，声音不大，但很确定，“不是因为我做对了。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我做对了。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可能也会怀疑自己。”
“谁？”
“很多人。你、周敏、方琳、陆总、陈副总。还有赵强。”
“赵强？”杨玉玲愣了一下，手指又动了起来。
“他说谢谢我。他说我让他做了他一直该做但一直不敢做的事。一个做了十二年假账的人，最后说谢谢我。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一直都知道。只是不敢认。我帮他认了。”李婷婷顿了顿，“他说他怕我，不是怕我这个人，是怕他自己曾经是的那种人。”
杨玉玲看着她，忽然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拍得有点重。“你这个人，真的没救了。太认真了。认真到让人害怕。但是——”她笑了，眼睛弯起来，“但是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太阳慢慢往下沉了，阳光从金色变成了橘红色，照在银杏树上，叶子像是镀了一层铜，闪闪发亮的。杨玉玲去厨房切了一盘水果，端出来放在茶几上，苹果切成了兔子形状，摆在最上面。
“李甜甜，明年我生日，你还来吗？”
“来。”
“后年呢？”
“也来。”
“十年后呢？十年后我们都三十多了。”
“也来。只要你做糖醋排骨。做到八十岁我也来。”
杨玉玲笑了。“行。我做一辈子。做到手抖了也做。”
李甜甜靠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天。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粉红色，一层一层的，像棉花糖，又像海浪。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晃，沙沙沙的，像是在唱歌。
她忽然想起赵小宇说的那句话——“我等他。多久都等。”
一个七岁的孩子，在等一个七年后的爸爸。七年，从七岁到十四岁。等他爸爸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初中生了，个子可能比妈妈还高了。他不知道七年有多长，他只知道等。就像她当初在四楼整理旧档案的时候，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她只知道该做的事要做完。等不是白等的。
手机响了。她拿起来看，是周敏的消息：“王凯的案子二审维持原判。九年。赵强不上诉。案子结了。检察院那边出的通报，今天下午发的。”
她把手机放下，拿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很脆，很甜，苹果的汁水在嘴里化开。
窗外头，银杏树的叶子还在风里晃。天边的云从粉红色变成了紫红色，又变成了深蓝色，像是一幅水彩画被慢慢涂深。路灯亮了，照在银杏树上，叶子变成了金黄色，一闪一闪的，像挂了满树的小灯泡。
杨玉玲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碗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混着水流的声音。李甜甜坐在沙发上，听着那些声音，看着窗外的树。她觉得这一刻很安静，很踏实。
手机又震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赵强老婆的消息：“小宇今天考试考了第一名。语文98，数学100。他说要给爸爸写信，写了好长一篇，用了两张纸。我说好。他说爸爸回信的时候会不会表扬他。我说会的。”
李甜甜看着这条消息，打了几个字：“替我恭喜他。考得真好。”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厨房里的水声停了，杨玉玲在擦桌子，抹布在桌面上划过去，椅子在地上拖了一下，吱呀一声。
窗外的风大了些，银杏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是在说什么。路灯的光照在叶子上，一闪一闪的，像星星，又像眼睛。
李甜甜睁开眼睛，看着那些光。她想起第一天来这个城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春天，银杏树刚冒新芽，嫩绿嫩绿的，风一吹就晃。那时候她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人、会发生什么事。现在她知道了。她遇见了一些人，发生了一些事。那些人有的走了，有的还在。那些事有的结束了，有的刚刚开始。
杨玉玲从厨房出来，擦着手，围裙上沾了一点水。“想什么呢？发什么呆？”
“没想什么。看树。今年的叶子长得真好。”
杨玉玲也站到窗前，靠着窗框，看着外面的银杏树。“好看吗？”
“好看。”
两个人站在窗前，看着那些叶子在风里晃。路灯的光照在树上，叶子一闪一闪的，像是眨眼睛，又像是在跟谁打招呼。
“杨玉玲。”
“嗯？”
“你说春天会持续多久？”
杨玉玲想了想，把手搭在窗台上。“没多久。再过一阵就夏天了。六月份就热了，叶子就没这么嫩了。”
“那夏天之后呢？”
“秋天。叶子黄了，落了。满地的金黄色，你去年见过的。”
“然后冬天。叶子掉光，光秃秃的。”
“对。然后又是春天。又冒新芽。一年一年，都是这样。”
李甜甜点了点头。她想起那些银杏叶，春天的嫩绿，夏天的深绿，秋天的金黄，冬天的光秃秃。然后又是春天。一年一年，周而复始。就像人。有人走了，有人来了。有事结束了，有事开始了。但只要根还在，春天总会来的。树不会因为叶子落了就不活了。
她看着那些叶子，在风里晃，在灯下闪，一片一片的，挤在一起。
手机在茶几上亮了一下。她走过去拿起来看，是陆则衍助理的消息：“下周一总部来人，要对上半年的项目做一次抽审。你的项目在抽审名单里。材料准备好，包括原始数据、修改记录、审批流程，所有东西都要备齐。大概两到三天。”
李甜甜看着这条消息，回了一个字：“好。”
她把手机放进口袋里，站到窗前，跟杨玉玲一起看着外面的银杏树。
风停了。叶子不晃了。路灯的光照在树叶上，一动不动，像一幅画，画框就是窗户。
“走吧，”杨玉玲说，“我送你回去。天黑了，路上注意安全。”
“不用。我自己走。又不远。”
“那我送你到楼下。反正我要倒垃圾。”
两个人出了门，走下楼梯。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她们的脚步声一响，灯就亮了，白晃晃的，照得楼梯很亮，每一级台阶都看得很清楚。杨玉玲拎着垃圾袋，李甜甜走在她旁边。
到了楼下，杨玉玲把垃圾扔进垃圾桶，站在门口，抱着胳膊。
“路上小心。到家发消息。冰箱里的排骨记得热透了再吃。”
“好。”
李甜甜走在路上，夜风凉凉的，吹在脸上很舒服，把白天的热气都吹散了。银杏树的新叶子在路灯下泛着嫩绿色，一小片一小片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叶脉都看得清。她走到小区门口，停下来，抬头看了看自己住的那层楼。窗户黑着，没人。路灯的光照在窗户上，反射着淡淡的光，玻璃上有一片树叶的影子。
她上楼，开门，开灯。屋里跟她走的时候一样，床铺好了，桌子擦过了，键盘摆得整整齐齐。冰箱里还有杨玉玲上次做的排骨，她拿出来看了一眼，没坏，但不想吃了。放回去，关上冰箱门，冰箱嗡嗡地响了一声。
她换了拖鞋，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的银杏树。叶子很密了，在路灯下绿得发亮，挤在一起，像一把大伞。风又起了，叶子沙沙响，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在唱歌。
她想起赵小宇的信，想起赵强的回信，想起马警官说的那串数字——467203。她想起林老师说的那个数字——百分之六十五。她想起杨玉玲说的那句话——“你做的那件事，会改变一些东西。”
也许吧。也许她改变了一些东西。也许没有。但至少，她让一些人知道，有些事是可以改变的。一个人站出来了，别人就敢站出来了。一个人说了真话，别人就敢说真话了。一个人不怕死了，别人就不怕了。小孙就是。
手机震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杨玉玲的消息：“到家了吗？”
“到了。刚洗完手。”
“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抽审的事别紧张，你的材料没问题。”
“好。晚安。”
“晚安。明天给你带包子，香菇鸡肉的。”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躺在床上。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白线，细细的，像用笔画的。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从这头到那头，跟第一天搬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闭上眼睛，想起那些银杏树。春天的嫩绿，夏天的深绿，秋天的金黄，冬天的光秃秃。然后又是春天。
她慢慢睡着了。梦里她又站在那条街上，两边是银杏树，叶子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发亮。赵小宇蹲在树下，手里拿着那盒巧克力，铁盒上的卡通熊对着她笑，笑得露出两颗牙。他抬头看了她一眼，笑了，露出两颗门牙，中间有条缝。
她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两个人看着那些新叶子，谁都没说话。
天很蓝，蓝得发脆，像一块巨大的玻璃。风很轻，吹在脸上凉凉的。银杏树的叶子在阳光下发亮，一小片一小片的，像刚冒出来的春天，又像刚出生的婴儿的手掌。
远处的钟楼敲了十二下，声音很沉，在风里传得很远很远，一波一波的。
赵小宇忽然说：“阿姨，我爸会改好的，对吗？”
李甜甜看着那些新叶子，想了想。“会的。”
“那我等他。”他把巧克力抱紧了一点，贴在胸口，“多久都等。”
钟声还在响，一声一声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轻。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晃，沙沙沙的，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在答应什么。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洒在他们身上，一小片一小片的，像金子，像星星。
李甜甜睁开眼睛。天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金线，比昨晚的白线粗了一些。手机在枕头边震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杨玉玲的消息：“包子买好了。香菇鸡肉的。趁热吃。今天抽审，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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