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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零件都要有编号，每一次改动都要记录。”科勒在培训时说，“航空不是手艺，是科学。要靠数据，不能靠感觉。”马师傅和他的团队一开始很不适应——老师傅们习惯凭经验，现在却要写报告、填表格、做统计。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套方法虽然繁琐，但确实有效。
“这个螺栓，之前断了三次，我们只知道换更粗的。”马师傅对徒弟们说，“现在按德国人的方法，测了材料强度，算了受力分布，改了安装角度，再没断过。”
科学方法开始在基地扎根。
十二月初，“雨燕-I”完成了全部系统测试。各项数据汇总成厚厚一本报告。陈峰翻看着报告，心里有底了。
“可以开始‘雨燕-II’的详细设计了。”他对马师傅说，“目标：最大速度一百八十公里每小时，实用升限四千米，航程四百公里。能带两挺机枪——虽然现在还没有，但要预留位置。”
“那俯冲轰炸机呢？”马师傅问。
“‘猎隼-I’项目正式启动。”陈峰摊开新图纸，“沃尔夫博士已经完成了初步气动设计。我们要造的是一架验证机，只要能验证俯冲和改出概念就行。”
“那发声装置……”
“我自己设计。”陈峰说，“原理很简单，在起落架上装哨子。但具体怎么装，什么时候响，要试验。”
德国专家们对“猎隼”项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沃尔夫，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了进去。他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倒海鸥翼型——不是为了美观，是为了让起落架更短更坚固。
“俯冲时速度很快，起落架要能承受巨大冲击。”沃尔夫解释，“短起落架强度高，但飞机在地面时翼尖离地太近。倒海鸥翼让机翼中段上抬，解决了这个问题。”
陈峰看着这个熟悉的设计，心中感慨——历史真是有惯性。
圣诞节前，“猎隼-I”的木质样机开始制造。这一次，工艺水平明显提高。德国人带来的精密工具和测量仪器，让加工精度上了一个台阶。
平安夜那晚，基地举行了简单庆祝。德国专家和兰芳工程师们坐在一起，吃着不太地道的烤鸡和土豆泥，喝着从迪拜运来的啤酒。
科勒举杯：“为航空事业的进步，干杯。”
陈峰和他碰杯：“也为德兰友谊。”
酒过三巡，科勒低声说：“陈先生，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请讲。”
“你们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科勒看着他，“快得不正常。我研究航空十五年，没见过哪个国家能在一年内，从什么都没有，到能设计制造这种水平的飞机。”
陈峰微笑：“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不，不只是这个。”科勒摇头，“你们的设计理念，至少领先欧洲五年。特别是那个俯冲轰炸机的概念……德国陆军航空队去年才开始讨论类似想法，你们却已经在造样机了。”
“或许是因为我们更敢想。”
科勒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说：“柏林有些人担心，担心你们会成为……竞争对手。不是现在，是未来。”
“科勒博士，兰芳是个小国。”陈峰诚恳地说，“我们造飞机，不是为了和德国竞争，是为了保护自己。您看到了，我们四周都是强国，没有自己的利爪，就会被吃掉。”
“我理解。”科勒点头，“所以我才会在这里，真心帮你们。但是陈先生……”
他顿了顿：“战争快来了。欧洲就像一堆干柴，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到时候，德国需要朋友，真正的朋友。”
陈峰听懂了话里的意思。
“兰芳永远记得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他举起杯，“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这份情谊，我们记着。”
两只酒杯再次相碰。
窗外，沙漠的夜空繁星点点。远处车间里，灯光还亮着——马师傅的团队在加班赶工。
雏鹰已经振翅，接下来，该学怎么捕猎了。（时间线继续跳跃，荷兰不是主要对手，简单铺垫以下，对手还是小日子，同志们理解下）
1914年1月17日，清晨六点，迪拜超级船坞。
雾气从波斯湾的海面升腾起来，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港口。四座巨大的干船坞并排排列，每座都有超过三百米长、五十米宽。此时，其中三座已经放满海水，只有最西侧那座还保持着干涸状态。
但今天不同。
陈峰站在船坞边缘的观礼台上，寒风从海面吹来，掀起他深灰色大衣的衣角。他身后站着二十多人——内阁部长、军方将领、船厂工程师、还有两位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请来的技术顾问。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船坞底部。
那里躺着一艘钢铁巨兽。
俾斯麦级战列舰四号舰——“珠江号”。
全长251米，最宽处36米，即使此刻静止地躺在船坞里，依然给人一种山岳般的压迫感。主炮塔还没安装，但那八个巨大的炮座基圈已经焊死在甲板上，每个直径超过十米。舰桥部分被帆布覆盖着，隐约能看到里面复杂的结构。
“都检查完了？”陈峰问。
站在他身边的是船坞总工程师马国栋，五十六岁，广东佛山人，造船世家出身。他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检查记录，手指冻得发红。
“全舰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六个焊点，全部复查完毕。”马国栋翻开记录，“甲板平整度误差正负三毫米，舰体纵向弯曲度在允许范围内，所有水密隔舱通过压力测试。轮机舱的蒸汽轮机昨天试运行十二小时，一切正常。”
“装甲呢？”
“主装甲带，320毫米表面渗碳硬化钢，全部安装到位。”马国栋指向舰体中部那条明显的深灰色区域，“德国克虏伯的技术，我们在他们基础上改进了热处理工艺，硬度提升百分之五，重量减轻百分之三。”
陈峰点点头，转向身边的德国顾问：“施密特先生，您怎么看？”
汉斯·施密特，克虏伯公司装甲钢部门的高级工程师，六十岁，秃顶，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已经在迪拜待了两年，名义上是技术顾问，实际上也肩负着收集情报的任务——当然，陈峰对此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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