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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美国洛杉矶。赵鑫站在一栋公寓楼下面，手里攥着一张纸条。
地址是庄信正给的，上面只有门牌号，没有名字，庄信正说，她不见外人。
但如果是香港来的，带着木盒来的，也许能敲开门。
赵鑫抬头看那栋楼。
灰白色的外墙，加州阳光晒得发烫，楼下几棵棕榈树，叶子耷拉着。
六楼东头那扇窗，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
他来之前，把威叔的木盒带了来。
不是凤凰木下那个大木盒，是一个小的，威叔亲手做的。
巴掌大，紫檀木边，里面衬着绒布。威叔说，带着这个去，像带着家。
赵鑫在楼下站了五分钟。
然后他走进去，坐电梯到六楼，站在东头那扇门前。
门上没有门铃。
只有一个铜制的信箱口，积着灰。
他敲门。
三下，很轻。
没动静。
他又敲了三下。
过了很久，门开了一条缝，一张脸从缝里看过来。
六十六岁，头发灰白，梳得很整齐，脸上有很深的纹路，但眼睛还是亮的，像深井里映着光。
张爱玲。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赵鑫把那个小木盒举起来，让她看见。
“张先生，我是香港来的。带了些东西，想让您看看。”
张爱玲看着那个木盒，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门打开。
“进来罢。”
屋里很简单。
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行军床，几个纸板箱。
书桌上堆着书和稿纸，旁边放着一台打字机，窗帘紧闭，只有一盏台灯还固执地亮着。
照着书桌那一小片地方。
张爱玲在椅子上坐下，指了指床沿。
赵鑫坐下。
她把那个小木盒接过去，打开。
里面放着七样东西：
第一样：一九八零年第一届金像奖的入围名单复印件。
第二样：谢晋《家的生物学》捧金狮的那张剪报。
第三样：槟城阿伯孙女的照片，抱着铁盒站在大学门口。
第四样：周伯那封信的复印件，“阿维，蓝屋还在吗？”
第五样：一瓣凤凰木落花，压得扁扁的，一九八一年的。
第六样：一张空白的纸条，上面只写了一行字：“鑫时代出品的电影，不参选金像奖最佳影片。”
第七样：一张照片，是威叔今年七月在槟城蓝屋拍的，那架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旁边桌上放着周伯那封信。
张爱玲一样一样看过去。
看到那张空白的纸条时，她停下来。
“鑫时代出品的电影，不参选金像奖最佳影片。”她念了一遍后，抬起头，“为什么？”
赵鑫想了想。
“因为金像奖不是给我办的。是给华语电影办的。规矩立住了，奖才能站得住。”
张爱玲看着他。
“你今年多大？”
“三十二。”
“三十二岁，想这些事？”
她把纸条放回去，“我在你这个年纪，写的都是男女之间那点事。你却已经在想规矩了。”
赵鑫没接话。
张爱玲继续往下看。
看到槟城阿伯孙女那张照片时，她看了很久。
“这个铁盒，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她家的记性。一九四二年埋进橡胶园，一九四五年挖出来。三颗糖化了，糖纸还在。”
张爱玲沉默了一会儿。
“糖化了，糖纸还在。”她把照片放下，“像我们这些人。人没了，字还在。”
她拿起那瓣凤凰木落花，对着灯光看。
“这是什么树？”
“凤凰木。在香港清水湾。每年八月开花，威叔把落花收起来，放进木盒里。”
张爱玲把花放回去，合上盒盖。
她把木盒递还给赵鑫，“你来找我，想谈什么？”
赵鑫接过木盒，放在膝上，“张先生，我想跟您请教一句话。”
“什么话？”
“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你。”
张爱玲的眉毛动了动，“尼采。你读这个？”
“我不读。但这句话，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我。我办金像奖，拍电影，收那些东西进木盒，我不知道我在凝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在凝望着我。”
张爱玲靠在椅背上。
灯光照着她的侧脸，那些纹路很深，像刻出来的。
“我写过一句话。”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赵鑫点头。
“你知道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多大？”
“十九。”
“十九岁。我当时在香港大学读书，还没回上海，还没出名，还没遇见胡兰成。我写这句话的时候，以为我在写人生。后来才知道，我写的是深渊。”
她顿了顿。
“袍子是你自己织的，虱子是别人带来的。但你穿着它，虱子就爬到你身上。你以为你在看深渊，其实你在穿深渊。”
赵鑫沉默着。
张爱玲继续说，“谢晋来看过我。一九八三年。”
赵鑫一愣。
“谢导来过？”
“来过。他那时候在拍《家的物理学》，跑到美国来，说要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张先生，你写的那些女人，曹七巧、白流苏、王佳芝，她们为什么都活成那样？”
“您怎么答的？”
“我说，因为她们没得选。她们生在那种家里，长在那个时代，遇见那种男人。你以为她们有的选吗？曹七巧能选吗？她选了，选了有什么用？”
张爱玲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谢晋听完，坐了很久。然后他说，张先生，您写的不是女人，是时代。我说，我写的就是人，是没得选的人。时代是袍子，人是虱子。”
赵鑫把这句话，细细地在心里过了一遍。
时代是袍子，人是虱子。
“谢导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赵鑫说，“他说，委屈是路，不是目的地。他拍那些片子，不是为了让人哭，是为了让人看见，委屈之后，人还怎么站起来。”
张爱玲看着他，问，“他还在拍？”
“还在拍。今年刚写完一个本子，叫《原点》。明年春天开机。”
张爱玲点点头。
“以前我比他强，现在他比我强。我现在还在看深渊，而他却已从看深渊，变为看走出来的人了。”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一点窗帘。
外面是加州的阳光，亮得晃眼。
“我在这个公寓住了六年了。不见人，不接电话，不写信。你知道为什么？”
赵鑫没说话。
“因为我怕看见人，看见了，就会想起那些事。想起胡兰成，想起我母亲，想起我父亲把我关起来那半年。那些事是深渊，我已经凝望太久了。再看太多，我怕我会掉进去。”
她回过头。
“你不一样。你三十二岁，带着木盒到处跑，收那些东西进去。你在建一个东西，建一个让人不掉进去的东西。”
赵鑫站起来，走到她身边，窗外的阳光照在他脸上。
“张先生，我不知道我建的是什么。我只知道，那些东西在木盒里，我每天看着，觉得有人和我一起在走。”
张爱玲看着窗外，“那些人，你认识吗？”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槟城阿伯我不认识，永春阿婆我不认识，周伯我不认识。但他们那些东西，都在木盒里。”
张爱玲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走回书桌旁，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赵鑫。
“这个，你带回去。”
赵鑫接过来。
信封上没写字，里面薄薄的。
“这是什么？”
“我一九八零年写的。那时候第一届金像奖刚办完，有人把入围名单寄给我看。我看了，写了这几个字。写完就放进抽屉，没给人看过。”
赵鑫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展开后，上面只有一行字：
“袍子破了，虱子还在，但破了的地方，能看见光。”
张爱玲看着他，“你那个木盒，还放得下吗？”
赵鑫点点头，“放得下。”
他把那张信纸小心折好，放进木盒里。
第四十六样。
赵鑫走到门口，回过头。
张爱玲还站在书桌旁，没动。
“张先生，谢谢您。”
张爱玲没说话。
他微微一躬，告辞出门，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
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看着手里那个木盒。
四十六样了。
张爱玲写的那行字在盒底，和槟城阿伯孙女的照片挨着，和那瓣凤凰木落花挨着，和周伯那封信的复印件挨着。
“袍子破了，虱子还在，但破了的地方，能看见光。”
电梯下行。
阳光从电梯门的缝隙里漏进来，一道一道的。
赵鑫想起张爱玲刚才说的话。
“以前我比他强，现在他比我强。我现在还在看深渊，而他却已从看深渊，变为看走出来的人了。”
谢晋现在，看的是走出来的人，而张爱玲还在看深渊本身。
他呢？
他看着木盒里那些东西。
周伯的信。
槟城阿伯孙女的照片。
谢晋的金狮剪报。
张爱玲的字条。
四十六样东西，四十六个人的记性。
他不知道自己在凝望什么。
但他知道，有人在和他一起凝望。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香港清水湾。
威叔在凤凰木下等着，看见赵鑫从车上下来，他走过去，“赵总，回来了？”
赵鑫点点头。
他把那个小木盒，还给威叔。
威叔打开，看见那张新放进去的字条。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木盒合上，放在石板上。
抬起头，看着那棵凤凰木。
八月的花已经落尽，九月的叶子还在，绿得发亮。
“赵总，张先生说什么了？”
赵鑫想了想。
“她说，破了的地方，能看见光。”
威叔点点头。
他蹲下来，打开那个大木盒，把小木盒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挪进去。
张爱玲的字条，放在最上面，和谢晋那封信挨着，和那张手写的规矩挨着，和那六张入围名单挨着。
四十六样了。
食堂里传来脚步声。
谭咏麟走出来，张国荣跟在后面，徐小凤端着食盒，邓丽君穿着红毛衣，顾家辉和黄沾并排走着，许鞍华手里空着，周慧芳拿着报表。
十几个人，围坐在凤凰木下。
赵鑫把去美国的事，慢慢说了一遍。
说到张爱玲说的那句“时代是袍子，人是虱子”时。
所有人都沉默着。
说到她写的那行字时，黄沾把新买的茅台打开，“阿鑫，这杯敬什么？”
赵鑫想了想，“敬破了的地方。”
十几个人举起杯。
碰在一起。
阳光照在凤凰木上，照在那个木盒上，木盒里，张爱玲的字条在最上面。
袍子破了，虱子还在，但破了的地方，能看见光。
威叔看着那行字。
他想起周伯嫁接这棵树时说的话，想起陈伯埋进橡胶园的铁盒，想起永春阿婆唱的童谣，想起槟城蓝屋里那架调哑的钢琴，想起谢晋蹲在牛棚墙角堵风的那个冬天，想起张爱玲在洛杉矶公寓里，六年不见人。
破了的地方。
能看见光。
他抬起头，望见凤凰木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
那些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
落在木盒上，落在那些记性上，落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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