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上

    一

    言有大而无实，无实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则一闻其说，而屏退之唯恐不速。唯智小而图大，志陋而欲饰其短者，乐引取之，以钳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为妄人，岂难辨哉？

    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则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征、诸葛亮者，何足道哉？“呜呼！使安石以此对飏于尧、舜之廷，则靖言庸违之诛，膺之久矣。

    抑诚为尧、舜，则安石固气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对也。夫使尧、舜而生汉、唐之后邪，则有称孔明治蜀、贞观开唐之政于前者，尧、舜固且揖而进之，以毕其说，不鄙为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

    舜于耕稼陶渔之日，得一善，则沛然从之。岂耕稼陶渔之侣，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轶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见天下之小；藏于密以察天下者，不见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趋，方趋而言走，方走而言飞；步趋[走]犹相近也，飞则固非可欲而得者矣。

    故学者之言学，治者之言治，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我察其情，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韩愈氏之言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见其所传者何道邪？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从来邪？愈以俗儒之词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无不可曰尧、舜在是，吾甚为言尧言舜者危也。

    夫尧、舜之学，与尧、舜之治，同条而共贯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尧、舜之治，尧、舜之道为之；尧、舜之道，尧、舜之德为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称述者不一，定以何者为尧、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觐群后，皆百王之常法。

    唯以允恭克让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与天同其巍荡。故尧曰“无名“。舜曰“无为“。非无可名，而不为其为也。求一名以为独至之美，求一为以为一成之侀，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于尧、舜，其相去之远，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号令、颁科条之大有异也。

    藉令尧、舜而举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为尧、舜。抑令唐太宗而仿尧、舜所行之成迹，允矣其仅为唐太宗而止。则法尧、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协于一，载于王心，人皆可为尧、舜者，此也。

    道贞乎胜，有其天纲，汤、武不师尧、舜之已迹，无所传而先后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与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与德而言法，韩愈之所云“传“，王安石之所云“至简、至易、至要“者，此也。

    皋、夔、稷、契以其恭让之心事尧、舜，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匹夫匹妇有一善，而不敢骄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时雍也。顾乃取前人经营图度之苦心以拨乱扶危者，而凌躐之，枵然曰：“尧、舜之道至易，而无难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胁秦孝公者，亦尝用此术矣。小人而无忌惮，夫亦何所不可哉？

    扬尧、舜以震其君，而诱之以易；揭尧、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趋)[志]愈下，情愈虚者气愈骄。言及此，而韩、富、司马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

    曹丕曰“吾舜、禹也“，则舜、禹矣。源休曰“吾萧何也“，则萧何矣。奸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奸，妄人非奸无因而生其妄。妄人兴而不祥之祸延于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溃堤决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二

    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执此以察其所守，观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为者，断之自我，求诸己者也。虽或诱之，而为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为焉。

    不然，荧我者虽众，弗能驱我于丛棘之中也。必为者，强物从我，求诸人者也。为之虽我，而天下无独成之事，必物之从而后所为以成，非假权势以迫人之应，则锐于欲为，势沮而中止，未有可必于成也。

    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枢机在求人求己之闲，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驰，明矣。

    夫君子亦有所必为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进之必以礼也，得之必以义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

    进以礼者，但无非礼之进，而非必进；得以义者，但无非义之得，而非必得。则抑但有所必不为，而无必为者矣。况乎任人家国之政，以听万民之治。

    古今之变迁不一，九州之风土不齐，人情之好恶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读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鸡鸣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执政柄而遽欲行之，从我者爱而加之膝，违我者怒而坠诸渊，以迫胁天下而期收功于旦夕；察其中怀，岂无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

    必有不可问者存矣。夫既有所必为矣，则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惛然忘者己矣。故其始亦勉自钤束，而有所不欲为；及其欲有为也，为之而成，或为之而不成，则喜怒横行，而乘权以逞。于是大不韪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与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济其所为而无不用。于是而其获疚于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掩。夫苟以求己、求人、必为、必不为之衡，而定其趋向，则岂待决裂已极而始知哉？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

    若夫必不可为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

    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

    有所必为，骨强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

    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而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奉身以退，而自乐其天。

    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或曰：“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驱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祸乃益烈。諓諓之辩，硁硁之行，奚足道哉！

    三

    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

    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

    国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变也，势也。大张之余，必仍之以弛；大弛之余，必仍之以张。善治者，酌之于未变之前，不极其数；持之于必变之日，不毁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张大弛，相乘以胜，则国乃速敝。

    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势且求张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

    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俯首自名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

    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无耶律德光、李继迁騺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为石重贵者，何恃哉？

    于是而神宗若处栫棘之台，衋然不容已于伤心，奋起而思有以张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决裂之资。

    然而弗能昌言于众，以启劲敌之心，但曰“养兵备边“，待廷臣之默喻。宰执大臣恶容不与其焦劳，而思所以善处之者乎？

    夫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然而无容怪也，凡流俗之说，言强国者，皆不出于聚财之计。

    太祖亦尝为此言矣。饱不宿，则军易溃；赏不重，则功不兴；器仗、甲胄、牛马、舟车、糗糒、刍、椎牛酾酒，不庀不腆，则进不速而守不固。

    夫孰谓其不然者，要岂有国者之忧哉？汉高起于亭长，无儋石之储，秦据六国之资，敛九州之赋于关中，而不能与争一战之生死，且以为兴亡之大数，置勿论也。

    刘裕承桓玄播乱、卢循内讧之余，以三吴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缚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视其去来，而莫之敢较。唐积长安之金帛米粟，安禄山拥之，而肃宗以朔方斥卤之乡，崛起东向，驱之速遁。

    德宗匹马而入梁州硗确之土，困朱泚而诛夷之。则不待积财已丰，然后可强兵而挫寇，亦较然矣。

    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识与？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财，西北之事，无不可为也。仁宗之休养四十年，正留有余、听之人心、以待后起之用。而国家所以屈于小丑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谁恃而可也？

    绥、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谁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宪，而益之殷忧，待之十年，而二虏已在吾指掌。“则神宗不言之隐，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弘图，而戢其求盈无已之妄；安石揣摩虽工，恶能攻无瑕之玉哉？

    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

    河北之守，自毕士安撤备以后，置之若遗。西事一兴，韩、范二公小为补葺，辄贡“心胆寒裂“之谣，张皇自炫。二公虽可分阃，固不能出张子房、李长源之上。藉使子房执桴鼓以敌秦、项，长源佩櫜鞬以决安、史，势固不能。而其为彭、韩、李、郭者何人？

    宋固不谋也。怀黄pao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岂无可恃之才哉？

    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闲，无以自振；黄天荡、朱仙镇、藕塘、和尚原之绩，岂获一展其赳雄邪？

    唯不知此，而早以财匮自沮，乃夺穷民之铢累，止以供无益之狼戾，而畜其所余，以待徽宗之奢纵。若其所恃以挑敌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宪已耳。

    以兵为戏，而以财为弹鹊之珠。当国大臣，无能以定命之訏谟，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为之志，宜神宗之厌薄已亟，固必曰：“赞仁宗四十余年养痈之患者，皆此俦也。“言之徒长，祗益其骄而已。

    呜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犹可为也，过此而愈难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进富公与谋，而无以对也。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

    四

    王安石之未试其虐也，司马君实于其新参大政，而曰“众喜得人“，明道亦与之交好而不绝，迨其后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难，洵哉其难已！

    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夫知言者，岂知其人之言哉？言饰于外，志藏于中；言发于先，行成于后。知其中，乃以验其外；考其成，乃以印其先。

    外易辨，而中不可测；后易核，而先不能期。然则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见孝公而言三王，则固三王之言矣。

    王莽进汉公而言周公，则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为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与周公之言也。

    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见古人之心；尚论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归；详说群言之异同，而会其统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审其旨趣；然后知言与古合者，不必其不离矣；言与古离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终始以立本而趣时，不足以与于斯矣。

    立圣人之言于此以求似，无不可似也。为老氏之言者曰“虚静“。虚静亦圣人之德也。为释氏之言者曰“慈闵“。慈闵亦圣人之仁也。为申、韩、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赏“。二者亦圣人之用也。

    匿其所师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时君之所志，希当世之所求，以猎取彝训，而迹亦可以相冒。当其崇异端、尚权术也，则弁髦圣人以恣其云为。

    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群进，则抑捃拾尧、舜、周公之影似，招摇以自诡于正。夫帝王经世之典，与贪功谋利之邪说，相辨者在几微。则苟色庄以出之，而不易其怀来之所挟，言无大异于圣人之言，而君子亦为之动。无惑乎温公、明道之乐进安石而与之言也。

    夫知言岂易易哉？言期于理而已耳，理期于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圣人本天，异端本心。“虽然，是说也，以折浮屠唯心之论，非极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无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运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

    故圣人见天于心，而后以其所见之天为神之主。知者，务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

    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于心，则恻怛不生于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恶不警于志，言义者即义矣；饰其言于仁义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内以毁廉隅，皆隐伏于于内，而仁义之言，抑可不察。

    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绝而与之交者，此也。当其时，秀慧之士，或相奖以宠荣，或相溺于诗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戏豫，行不急于进取，则奉天则以鉴之，而不见其过；将以为合于圣人之言，而未知圣人之言初不仅在于此。乃揖而进之，谓是殆可与共学者与！实则繇言之隐，与圣人传心之大义微言相背以驰，尤甚於戏(渝)[豫]诡遇之徒。何则？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

    若温公则愈失之矣，其于道也正，其于德也疏矣。圣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笃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确持者法。

    且其忧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则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征，善谈当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为不谬于圣人之言。于明道肃然敬之矣，于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于荡闲败度之苏氏，亦翕然推之矣。

    侈口安危，则信其爱国；极陈利病，则许以忧民；博征之史，则喜其言之有余；杂引于经，则羡其学之有本。道广而不精，存诚而不知闲邪，于以求知人之明，不为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数矣。

    凡彼之言，皆圣人之所尝言者，不可一概折也。唯于圣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义；则天之时，物之变，极乎深而研以其几。然后知尧、舜、周、孔之治教，初无一成之轨则，使人揭之以号于天下。

    此之谓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温公之所能及也。穷理，而后诡于理者远；尽性，而后淫于性者诎，至于命，而后与时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谓也。

    明道早失之，而终得之。温公则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于安石败露之余，而又与苏氏为缘。无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