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八

    五十

    耳目口体之各有所适而求得之者，所谓欲也；君子节之，众人任之，任之而不知节，足以累德而损于物。

    虽然，其有所适而求得之量以任之而取足，则亦属厌而止，而德不至于凶，物不蒙其害；君子节情正性之功，未可概责之夫人也。况乎崇高富贵者，可以适其耳目口体之需，不待损于物而给，且以是别尊卑之等，而承天之祐，则如其量而适焉，于德亦未有瑕也。

    天下有大恶焉，举世贸贸然趋之，古今相狃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溢乎耳目口体所适之量，而随流俗以贵重之，所谓宝器者是已。耳目口体不相为代者也，群趋于目，而口失其味、体失其安，愚矣。群趋于耳，而目亦不能为政，则其愚愈不可言也。宝之为宝，口何所甘、体何所便哉？即以悦目，而非固悦之也。

    唯天下之不多有，偶一有之，而或诧为奇，于是腾之天下，传之后世，而曰此宝也；因而有细人者出，摘其奇瑰以为之名，愚者歆其名，任耳役目口四体以徇传闻之说，震惊而艳称之曰此宝也。是举五官百骸心肾肺肠一任之耳，而不自知其所以贵之重之、思得而藏之之故。呜呼！其愚甚矣。

    传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孟子曰：“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何也？愚已甚，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权，则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产以求易之；或且竞之于人，而戕天伦、凌孤寡，皆其所不恤。崇高富贵者，则虚府库、急税敛、夺军储以资采觅，流连把玩，危亡不系其心；“殃必及身”，非虚语也。乃试思之，声音可以穆耳乎？采色可以娱目乎？味可适口，而把玩之下，四体以安乎？

    于阗之玉，驰人于万里；合浦之珠，杀人于重渊；商、周之鼎彝，毁人之邱墓；岂徒累德以黩淫哉？其贻害于人也，亦已酷矣！从吠声之口，荡亡藉之心，以祸天下，而旋殃其身，愚者之不可致诘，至此而极矣。郭氏始建国，取宫中宝器悉毁之，尽万亿之值，碎之为泥沙，不知者且惜之，抑知其本与泥沙也无以异；不留之于两闲以启天下之愚，亦快矣哉！

    夫岂徒宝器为然乎？书取其合六书之法，形声不舛而已；画取其尽山川动植之形，宫室器服之制，知所考仿而已；典籍取其无阙无譌，俾读者不疑其解而已。晋人之字，宋、元之画，澄心堂之典籍，尽取而焚之，亦正人心、端好尚之良法也。

    五十一

    闭糶以杀邻国之民，至不仁也；徒杀邻民而朽吾民之粟以趋于贫，至不智也。李氏淮南饥，周通糶以济之，二者之恶去矣。其后复大旱，民度淮争，李氏遂筑仓多以供军，周乃诏舟车运载者勿予夫禁舟车而但通负担，则所及者近，而力弱不任负者死相积矣。

    郭氏方有吞并江、淮之计，不欲资敌粮以困之，自谓得算，而不知此斗筲之智，徒损吾仁而无益也。

    旱饥即至于县罄，岂有馁死之兵哉？所馁死者民耳。立国则必有积储矣，即不给，而民之仅存者严刑迫之，无求不得也；又不给，而坐食于民，或纵之掠夺而不禁也；则使其主多以为军食，亦以纾民之死尔。

    禁舟车之运，勿使糶充军食者，亦适以重困其民也，岂果于救民者之所忍为乎？

    即以制胜之策言之：两敌相压，丰凶各异，所隔者一衣带水耳。淮南之民，强欲者，转斗而北，不可禁御，饥瘠濒死，睨饱食之乡，欲与争一旦之命，死且不恤，弱瘠无制之民且如此矣。如使兵食不继，彼且令于众曰：誓死一战，则禾粟被野者唯吾是饱。而兵之奋臂以呼，争先而进，以自救死亡，复何易捍哉？

    无德于民，不足以兴；积怨于兵，则足以亡。晋惠公闭糶而秦师致死，身为俘囚。大有为者，不与人争一饥一饱之利钝也。故唯深研于人情物理之数者，而后可与尽智之川、全仁之施。郭氏固不足以及此，为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五十二

    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而至于无法，则min无以有其生，而上无以有其民。故天下之将治也，则先有制法之主，以使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而己亦有守以谋其生。

    其始制法也，不能皆善，后世仍之，且以病民而启乱。然亦当草创之际，或矫枉太甚，或因陋就简，粗立之以俟后起者之裁成。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而乘六国纷然不定之余，为之开先、以使民知有法，然后汉人宽大之政、可因之以除繁去苛而整齐宇内。

    五胡荡然蔑纪，宇文氏始立法，继以苏绰之缘饰，唐乃因之为损益，亦犹是也。

    自唐宣宗以后，懿、僖之无道也，逆臣盗贼，纷纭割据，天子救死不遑，大臣立身不固，天下之无法，至于郭氏称周，几百年矣。唐之善政，无一存者，其下流之蠹政，则相沿而日以增。

    盖所谓天子者，彊则得之，弱则失之；所谓宰相者，治乱非所任，存亡非所恤，其令于民也，桎梏之以从令，渔猎之以供军；如此，则安望其有暇心以问法纪哉？叛臣而天子矣，武人而平章矣，幕客而宰相矣；则其所为庶司百尹、郡邑长吏者，举可知也。

    其薄涉文墨者，则亦如和凝之以淫词小藻、取誉花闲而已。及郭氏之有国也，始有制法之令焉。然后为之君者，可曰：吾以治民为司者也；为之民者，亦曰：上有以治我，非徒竭我之财、轻我之生、以为之争天下者也。

    夫郭氏之法，固不可以与于治者多矣。其宽盗一钱以上之死也，罢营田赋赋民而使均于民赋也，除朱温所给民牛之租也，皆除民之大蠹而苏之，亦救时之善术矣。

    若其给省耗于运夫，则运者苏而输者之苦未蠲也；禁民之越诉，而弗能简良守令以牧民，则奸民乍戢，而州县之墨吏逞，民弗能控告也；讼牒不能自书，必书所倩代书者姓名，以惩教讼，而讼魁持利害以胁人取贿，奸民益恣，而弱民无能控告也；其除賣牛牛皮者之税，令田十顷税一皮，徒宽屠贾，而移害于农、加无名之征也。

    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图治而乱之，法之所立，弊之所生矣。盖其为救时之善术者，去苛虐之政，而未别立一法，故善也。其因陋就简而生弊者，则皆制一法以饰前法，故弊也。法之不足以治天下，不徒在此，而若此者为尤。虽然，以视荡然无法之天下，则已异矣。

    君犹知有民而思治之，则虽不中而不远；民犹知有法而遵之，则虽蒙其害而相习以安。盖郭氏惩武人幕客之樵苏其民而任其荒薉，标掊克之成格以虐用之于无涯，于是范质、李谷、王溥诸人进，而王峻以翼戴之元功，不能安于相位，故有革故取新之机焉。

    枢密不能操宰相之进止，宰相不复倚藩镇以从违，君为民之君，相为君之相，庶几乎天职之共焉。嗣是而王朴、窦俨得以修其文教，而宋乃困之以定一代之规。故曰：天下将治，先有制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

    汉承秦之法而损益之，故不能师三代；唐承拓拔、宇文之法而损益之，故不能及两汉；宋承郭氏、柴氏之法而损益之，故不能踰盛唐。不善之法立，民之习之已久，亦弗获已，壹志以从之矣；损其恶，益之以善，而天下遂宁。

    唯夫天下方乱而未已，承先代末流之稗政以益趋于下，而尽丧其善者；浸淫相袭，使袴褶刀笔之夫播恶于高位，而无为之裁革者；于是虽有哲后，而难乎其顿改，害即可除，而利不可卒兴。此汤、武之继桀、纣与高皇帝之继胡元，所以难也。有法以立政，无患其疵，当极重难反之政令，移风俗而整饬之以康兆民，岂易言哉！上无其主，则必下有其学。至正之末，刘、宋诸公修明于野，以操旋转之枢，待时而行之，其功岂浅尟乎？

    五十三

    无子而立族子，因昭穆之序、为子以奉宗祀，自天子达于士，一也；而天子因授以天下为尤重。异姓者不得为后，大法存焉。春秋莒人后鄫，而书之曰灭，至严矣。乃事有至变者焉，则郭氏是已。

    郭威起于卒伍，旁无支庶，年老无子，更无可立之肩羣从；柴氏之子，既其内姻，从之鞠养，而抑贤能可以托国，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舍郭荣亦将孰托哉？既立宗庙，以天子之礼祀其先，神虽不歆非类，而岂自我馁之乎？故立异姓以为后，未可为郭氏责也。

    或曰：威无同姓可立之后，知荣之贤，引而置之将相之位，以国禅之而不改其族姓，倣尧、舜之道不亦美乎？舜宗尧而祖文祖，祀亦可弗绝也。

    曰：时则上古，人则圣人，在位者则皋、夔、稷、契，而后舜、禹之受禅，天下归心焉。乃欲使篡夺之君、扰乱之世，彊藩睥睨以思弋获之大位，取一大贤以下之少年，遽委以受终，庸讵得哉？

    舜穆四门、叙百揆、雷雨弗迷，而共、驩犹狺于廷，三苗犹叛于外。若禹平水土、定九州，大勋著于天人，群后之倾心久矣，舜抑承尧之已迹而踵行之，而荣恶足以胜之？自朱、李以来，位将相而狂争者，非一人也。

    郭氏之兴，荣无尺寸之功，环四方而奡立者，皆履虎咥人之武人，荣虽贤，不知其贤也，孤雏视之而已。俄而将相矣，俄而天子矣，争夺者攘臂而仍之，不能一朝居也，徒为子哙、子之，而敢言尧、舜乎？

    所难处者，荣既嗣立而无以处柴守礼耳。论者乃欲别为郭氏立后，而尊守礼为太上皇，则何其不审而易于言也！郭氏无可立之后明矣，将谁立邪？荣之得国，实以养子受世适之命，郭氏之恩，何遽忍忘。身非汉高自我而有天下，则不得加皇号于私亲。

    礼之所不许者，宋英宗且不得加于濮王，而况守礼乎！然则将如之何？守礼之为光禄卿，先朝之命也。迎养宫中，正名之曰所生父；其没也，葬以卿，祭以天子；其服，视同姓之为人后者为之朞；则庶乎变而不失其常矣。外继竄宗之法，不可执也。为天子而旁无可立之支庶，古今仅一郭氏，道穷则变，变乃通也。

    五十四

    与人俱起，血战以戴己为君，功成位定，而挟勋劳以相抗，亦武人之恒也。即虑其相仍以攘臂，自可以礼裁之，以道制之，使自戢志以宁居。

    遽加猜忮而诛夷之，刻薄寡恩，且抱疚于天人，汉高帝之所以不得与于纯王之道也。郭氏因群力以夺刘氏之国，而王殷无罪受诛，王峻贬窜而死，其事与高帝同，而时则异，未可以醢葅韩、彭之慝责郭氏也。

    自唐天宝以来，上怀私恩而姑息，下挟私劳以骄横，拥之而兴之日，早已伏夺之之心。位枢密、任节镇者，人无不以天子为可弋获之飞虫，败者成者，乍成而旋败者，相踵以兴，无岁而兵戈得息。乃至延契丹以蹂中国，纲维裂，生民之血涂草野，极矣。

    李嗣源之于存勗也，石敬瑭之于嗣源也，郭威之于刘知远也，皆自以为功而相师以起者也。究不能安于其位以贻后昆，而徒辱中原之神皋天阙，为旦此夕彼之羶场。其他速败而自灭其族者，更仆而不胜数。

    至于郭氏有国，幸而存者鲜矣。高行周卒，慕容彦超灭，王峻辈擅国之兵，夺民之财，其以乱天下也无疑。郭氏虽不可以行天诛，而天诛不容缓矣。

    乱人之未绝，其乱不衰，决意行法于廷而不劳争战，事会已及，变极而复，尚奚容其迟疑乎！

    殷、峻诛，而后樊爱能、何徽可伏法于牙门，武行德、李继勋可就贬于国法；乃以施于有宋，而石守信、高怀德之流，敛手以就臣服。天诛也，王章也，国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醢葅韩、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来，飞扬跋扈之气习为之渐息，一人死，则万人得以保其生，王殷、王峻俛首受诛，不亦快与！

    五十五

    国家有利国便民之政，而遣专使以行，使非其人，则国与民交受其病，弗如其已之也。

    使者难其人而不容已，则弗如即责之所司，而饬以违令之大法，固愈于专使之病国与民远矣。

    夫国家之置守令，何为者也？岂徒以催科迫民而箕敛之乎？岂徒以守因陋就简之陈格，而听其日即于废驰乎？

    岂徒以听民之讼，敛钧金束矢之入以为讼府，而启民于争乎？下有疾苦而不能达，则为达之，以不沮于上闻；上有德意而不能宣，则为宣之，以不穷于下逮。

    于是有上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国者，参廷议而决其可行矣，即以属之守令，使进其邑之士大夫与其耆老，按行阅视，条奏其方略，而即责之以行。苟其玩上旨以违民心，专改革而违国宪，则有诛极贬褫之法以随其后。贤者劝，不肖者惩，蔑不可举也。

    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娓娓而尽其利病，贪猾暴虐之吏，固无可容其欺蔽。即有老病疲茸、怠而坐驰之守令，监司得持课程以督其不逮；监司朋比饰说以罔上，司宪之臣，得持公议以纠其不若。

    廷臣清，监司无枉，守令不敢失坠，有言者必有行者，取之建官分职之司而已足，夫何阻隔不宣之足虑哉！若夫言利病者，徒取给于笔舌而固不可行，则守令得详悉以上请，而仍享无事之清晏，奚用专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忧哉！

    明君之治，择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择司铨司宪者而已。司铨司宪者，口在天子之左右，其贤易辨也。而抑得贤宰相以持衡于上，指臂相使，纲维相挈，守令之得失，无不可通于密勿，则天子有德意而疾通于海内，何扞格之有乎！

    此之不谨，而恃专使以行上意，是臂不能使指，而强以绳曳之也。一委之专使，则守令监司皆卸其利国利民之责，行之不顺，国病民劳而不任其咎；即有贤者，亦以掣曳而废其职，况不肖者之徒张威福，迫促烦苛，以苟且报奉行之绩乎！

    江南李氏听刺史田敬洙之请，修水利于楚州，溉田以实边，而冯延己使李德明任其事，因缘侵扰，兴力役，夺民田，而塘竟不成；巡抚诸州以问民疾苦，而使冯延鲁以浅劣轻狂任之，反为民害；徐铉、徐锴论列其委任之失，顾得贬窜。夫岂特二冯之邪佞不可任哉！使守令牧民，而别遣使以兴事，未有可焉者也。

    五十六

    周主威疾笃，遗命鉴唐十八陵发掘之祸，令嗣主以纸衣瓦棺敛己，自谓达于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遗体矣。其得国也不以正，既无以求福于天；其在位也，虽贤于乱君，而固无德于天下，以大服于人；惴惴然朽骨之是忧，而教其臣子使不能尽一日之心力以效于君亲，其智也，正其愚也。

    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纸衣瓦棺正告天下后世，吾恶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则乱兵盗贼欲发掘者，抑必疑其欺己，愈疑而愈思发之。汉文令薄葬，而霸陵之发，宝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邪？

    陵墓之发，自嬴政始。骊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银宝玉，鼎彝镜剑，玉以为匣，汞以为池，皆非生平待养之资，而藏之百年，愈为珍贵者，是以招寇。

    若夫古之慎终厚葬、以尽人子之心者，敛襚之衣无算，遣车明器祭器柳衣茵罂赠帛，见于土丧礼者，如彼其备。等而上之，至于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极孝养必具之物者，礼虽无考，而萃万国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

    然皆先骨而朽，出于藏而不适于用。则人子之忱以舒，而终鲜发掘之患。先王之虑之也周，取义也正，而广仁孝以尽臣子之情也至；不可过也，抑不可不及也。

    周主威不学无术，奚足以知此哉！墨氏无父，夷人道于禽兽，唯薄葬为其恶之大者。藉口安亲而以济其吝物寡恩之恶，禽道也。为君父者，以遗命倡之，亦不仁矣。

    五十七

    高平之战，决志亲行，群臣皆欲止之，冯道持之尤坚，乃至面折之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夫谓其君为不能为尧、舜者，贼其君者也。

    唐太宗一躬帅六师之能，而大声疾呼，绝其君以攀跻之路，小人之无忌惮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责樊爱能等曰：“欲卖朕兴刘崇。”

    道之心，亦此而已。习于朱友贞、李从珂之朒缩困溃而亡，己不难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而己愈重，卖之而得利，又何恤焉？周主惮于其虚名而不能即斩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于英君之窜逐也。

    若夫高平之战，则治乱之枢机，岂但刘、郭之兴亡乎？郭氏夺人之国，失之而非其固有；刘氏兴报雠之师，得之而非其不义；乃其系天下治乱之枢机者，何也？

    朱友贞、李存勗、李从珂、石重贵、刘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骄帅挟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雠其不轨之志；其战不力，一败而溃，反戈内向，殪故主以迎仇雠，因以居功，擅兵拥土，尸位将相，立不拔之基以图度非分；樊爱能等犹是心也，冯道亦犹是心也。

    况周主者，尤非郭氏之苗裔，未有大功于国，王峻辈忌而思夺之夙矣。峻虽死，其怀峻之邪心者实繁有徒。使此一役也，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仰诸军以御患，小战不胜，崩溃而南，郭从谦、朱守殷之于李存勗，康义诚之于李从厚，赵德钧之于李从珂，杜重威、张彦泽之于石重贵，侯益、刘铢之于刘承祐，皆秉钺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周主亦如是而已矣。

    且不徒长逆臣之恶、以习乱于不已也，刘崇方挟契丹以入，周师溃，周国亡，草谷之毒再试，而黎民无孑遗，德光且留不去，而中国无天子，刘崇者，又岂能保其不为刘豫？而靖康汴梁、祥兴海上之祸，在此役矣。

    夫冯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动其心，不失其为瀛王者，而抑又何求哉？唯周主决志亲征，而后已溃之右军，不足以摇众志；溃掠之逃将，不足以劫宫阙；身立血战之功，而樊爱能等七十人之伏辜，无敢为之请命。

    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何遽不能为唐太宗，而岂冯道之老奸所可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