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下

    十

    汉人学古而不得其道，矫为奇行而不经，适以丧志。若韦玄成避嗣父爵，诈为狂疾，语笑昏乱，何为者也？所贵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于狂乱，复何以载道哉！

    箕子之佯狂，何时也？虞仲断发文身，过矣，蓋逃于句吴而从其俗以安，非故为之也。然而亏体辱亲，且贻后嗣以僭猾夏之巨恶矣。且古之诸侯，非汉诸侯之比也。

    国人戴之，诸大夫扳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则不可得而辞也。若夫玄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义固守，请于天子，再三辞而可不相强，奚用此秽乱辱身之为以惊世哉！丞相史责之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乃能垂荣于后。”摘其垂荣之私意，而勉之以文义，玄成闻此，能勿媿乎？士守不辱之节，不幸而至于死，且狱立海腾以昭天下之大义；从容辞让之事，谁为不得已者？

    而丧其常度，拂其恒性，亦愚矣哉！韦氏世治经术，而玄成以愚。学以启愚也，不善学者，复以益其愚；则汉人专经保残之学，陷之于寻丈之间也。

    十一

    史称宣帝元康之世，比年丰稔，谷石五钱，而记以为瑞，盖史氏之溢辞，抑或偶一郡县粟滞不行，守令不节宣而使尔也。一夫之耕，上农夫之获，得五十石足矣。终岁勤劳而仅获二百五十钱之赀，商贾居赢，月获五万钱，而即致一万石之储，安得有农人孳孳于南亩乎？

    金粟之死生，民之大命也。假令农人有婚丧之事，稍费百钱，已空二十石之囷积，一遇凶岁，其不馁死者几何邪？故善养民者，有常平之廪，有通糴之政，以权水旱，达远迩，而金粟交裕于民，厚生利用并行，而民乃以存。腐儒目不窥牖，将谓民苟得粟以饱而无不足焉；抑思无布帛以御寒，无盐酪蔬肉以侑食，无医药以养老疾，无械器以给耕炊，使汝当之，能胜任焉否邪？

    十二

    赵充国之策羌也，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夷狡而初起，其锋铦利，谋胜而不忧其败。谋胜而不忧其败，则致死而不可撄。败之不忧，则不足以持久而易溃。

    其徒寡，其积不富，其党援不坚，而中国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数者，利于守而不利于攻，不易之道也。

    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国恒为之敝。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摇，有轻而蔑之者而国谋不定。彼岂足以敝我哉？尝试与争而一不胜，则胁降我兵卒，掠夺我刍粮，阑据我险要，而彼势日猖。党而援之者，益信其必兴而交以固。

    盛兵以往，溃败以归，而我吏士之心，遂若疾雷之洊加而丧其魄。故充国持重以临之，使其贫寡之情形，灼然于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战而不可得，地促而粮日竭，兵连而势日衰，党与疑而心日离。能用是谋而坚持之，不十年而如坚冰之自解于春日矣。

    虽然，一人谋之已定，而继之者难也。夷无耻者，困则必降，降而不难于复叛。充国未老，必且有以惩艾而解散之，而辛武贤之徒不能，故羌祸不绝于汉世。然非充国也，羌之祸汉，小则为宋之元昊，大则为拓拔之六镇也，而拓拔氏以亡矣。

    十三

    宣帝之诏充国曰：“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数岁而胜敌，将军，谁不乐此者？”呜呼！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无穷之害者也。幸充国之坚持而不为动，不然，汉其危矣！

    为国者，外患内讧，不得已而用兵。谓之不得已，则不可得而速已矣；谓之不得已，则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何也？诚不可得而已也，举四海耕三余九之积，用之一隅，民虽劳，亦不得不劳；国虽虚，亦不得不虚。鄙陋之臣，以其称盐数米于烓厨之意计而为国谋，庸主遂信以为忧国者，而害自此生。

    司农怠于挽输，忌边帅之以军兴相迫，窃敝之有司，畏后事之责，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辞，而害自此成。茫味徼功之将帅，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为耗国毒民，乃进荡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

    充国之至金城也，以神爵元年之六月，其振旅而旋，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则所云欲以数岁而胜敌者，盖老成熟虑之辞，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之庸臣且执前言以相责耳。非果有数岁之费以病国劳民，显矣。甚矣，国无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误也！

    惮数岁之劳，遽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数十年兵连祸结而不可解，国果虚，民果困，盗贼从中起，而遂至于亡。以田夫贩坚数米量盐之智，捐天下而陆沈之，哀哉！

    十四

    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余美，龚遂、黄霸、尹翁归、赵广汉、张敞、韩延寿，皆藉藉焉。迹其治之得失，广汉、敞、霸皆任术而托迹于道。

    广汉、敞以虔矫任刑杀，而霸多伪饰，宽严异，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寿以礼让养民，庶几于君子之道，而为之已甚者亦饰也。翁归虽察，而执法不烦；龚遂虽细，而治乱以缓；较数子之间，其愈矣乎！要此数子者，唯广汉专乎俗吏之为，而得流俗之誉为最；其余皆缘饰以先王之礼教，而世儒以为汉治近古，职此繇也。

    夫流俗之好尚，政教相随以滥；礼文之缘饰，精意易以相蒙；两者各有小著之效，而后先王移风易俗、缘情定礼之令德，永息于天下。救之者其惟简乎，故夫子言南面临民之道，而甚重夫简；以法术之不可任，民誉之不可干，中和涵养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

    如广汉者，弗足道矣。继广汉而兴，为包拯、海瑞者，尤弗足道矣。至于霸、延寿、翁归，循其迹而为之，何遽不如三代？而或以侈败，或以伪讥，何为其致一时之感歆，反出广汉下乎？虽然，亡其实而犹践其迹，俾先王之显道不绝于天下，以视广汉与敞之所为，犹荑稗与五谷，不可以熟不熟计功也。褊躁以徇流俗之好恶，效在一时，而害中于人心，数百年而不复，亦烈矣哉！

    十五

    萧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故春秋大士匄之不伐丧。”遂欲辅匈奴之微弱，救其灾患，使贵中国之仁义，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谊足以动诸侯，非可以动夷狄者也。

    梁武拯侯景于穷归，而死于台城；宋徽结女直于初起，而囚于五国。辅其弱而彊之，彊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复摇也。汉之于匈奴，岂晋之于齐、均为昏姻盟会之友邦哉？望之之说春秋也，失之矣。

    十六

    苏威以五教督民而民怨，黄霸以兴化条奏郡国上计而民颂之。盖霸以赏诱吏，而威以罚督民，故恩怨殊焉，而其为治道之蠹，一也。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道不拾遗，传记有言之以张大圣人之化者矣；而诗书所载，孔门所述，未尝及焉。

    故称盛治之民曰“士悫女憧”，言乎其朴诚而不诡于文也。故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之不可望庶人，犹大夫之不待刑也。圣人之训，炳如日星矣。

    孔子没，大义乖，微言绝；诸子之言，激昂好为已甚，殆犹佛、老之徒，侈功德于无边，而天地日月且为之移易也。夫圣人之化，岂期之天下哉？

    尧有不令之子，舜有不恭之弟，周公有不道之兄，孔子有不杇不雕之弟子，艸野无知，而从容中道于道路，有是理哉？以法制之，以刑束之，以利诱之，民且涂饰以自免；是相率为伪，君子之所恶也。

    汉之儒者，辞淫而义诡，流及于在位，袭之以为政。霸之邪也，有自来矣。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质而使安其分，斯以为尽人物之性而已矣。

    十七

    耿寿昌“常平”之法，利民之善术也，后世无能行之者，宋人倣之，而遂流为“青苗”。故曰：非法之难，而人之难也。三代封建之天下，诸侯各有其国，其地狭，其民寡，其事简，则欲行“常平”之法也易。

    然而未尝行者，以生生之计，宽民于有余，民自得节宣焉，不必上之计之也。上计之而民视以为法；视以为法，则惮而不乐于行，而黠者又因缘假借以雠其奸。故三代之制，裕民而使自为计耳。虽提封万井之国，亦不能总计数十年之丰歉而早为之制也。郡县之天下，财赋广，而五方之民情各异，其能以一切之治为治乎？

    然则“常平”之制不可行与？曰：“常平”者，利民之善术，何为而不可行也？因其地，酌其民之情，良有司制之，乡之贤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可以百年而无弊，而非天子所可以齐一天下者也。寿昌行之而利，亦以通河东、上党、太原、弘农之粟于京师而已矣。

    十八

    宣帝临终，属辅政于萧望之，其后望之被谮以死，而天下冤之。夫望之者，固所谓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望之于宣帝之世，建议屡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矫以与人立异，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内溃，群臣议灭之，望之则曰：“不当乘乱而幸灾。”呼韩邪入朝，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则曰：“待以不臣，谦亨之福。”韩延寿良吏也，忌其名而讦其小过以陷之死。

    丙吉贤相也，则倨慢无礼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已也，出补平原太守，则自陈而请留；试之左冯翊，则谢病而不赴。迹其所为，盖揽权自居，翘人过以必伸，激水火于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怀禄不舍之情，早为小人之所挟持；而拂众矫名，抑为君子所不信。

    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见善若惊，见不善如雠，君子犹谓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况其所谓善者不必善，所谓不善者非不善乎！

    宣帝之任之也，将以其经术与？挟经术而行其偏矫之情，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祸及天下，而望之益之以侈；抑以其议论与？则华而不实，辩而窒，固君子之所恶也。主父偃、徐乐岂无议论之近正，而望之抑奚以异？盖宣帝之为君也，恃才而喜自用，乐闻人过以示察者也，故于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托家国之大，其不倾者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