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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人士子前后出版了五部传记，分别为梁启超之《王安石传》和《李鸿章传》、吴晗的《朱元璋传》以及朱东润作的《张居正大传》，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这五本传记的作品，无疑都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今人来看，或许成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和文学成就非凡的苏东坡最富有名气，其他三位皆是位极人臣，也即他们所处时代的政府首席执行官。从政治角度来看，苏东坡的影响力式微可忽略不计，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属王安石，从流传至今人的声誉度来看，号称苏东坡的苏轼可位居榜首，对于士族上层来讲，苏东坡或许几无可取之处，对于中下层而言，则不失为偶像。这五位历史人物，除苏东坡以文人著称外，其它四位则是发挥过政治影响力的，苏东坡本人也并非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他的政治所为仅实施在地方，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上世纪的文人们著有这五位人物传记，自有它的社会背景和渊源，给古代的政治人物立传无非是为了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对当前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发挥影响力，每当政局处于动荡之时，便会有人习惯性将先贤立为榜样，意指今人应当借鉴，典型的如《王安石传》，梁启超极力为他辩护及称颂革故鼎新的政绩，更为夸张的是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无脑式的赞扬苏轼，爱屋及乌系人之常情，但过于主观性的贬抑他人而抬高所喜爱之人，实非文人风骨之行。林语堂历时三年写作的《苏东坡传》，虽有片面之处，但他理解的苏东坡的确是位不错的文学家，这部传记的序言曾说到，苏东坡具有乐天派的秉性，是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苏东坡有没有林语堂说的那么好，不得而知，不过从他的多首诗篇可以知道，确有乐天派的秉性，所谓乐天派无非是面对逆境时，能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倘若说乐天派指每逢事情不烦恼无忧虑，则不足以信，更多的是指在烦恼忧虑过后，积极寻找度过难关的办法和秉持豁达的心态，人有七情六欲，再乐天派也得有负能量之时，悲观主义者也有正能量爆棚的时候。从儒家和道家的核心思想来区分，林语堂被视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本人也曾在英文著作《吾国吾民》中提到，国人发皇时的心态倾向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势弱时则是独善其身的道家态度，足见林语堂未能发皇，他所偏爱的苏东坡亦是如此。
在仕途上未能发皇的苏东坡，今人所知他的政绩，一般会提及他在杭州疏浚西湖之事，并以苏堤留名于今，不过这些政绩放置国家层面则是无足挂齿，因为他未能攀登庙堂高位创造政绩。传说宋仁宗时期，皇帝对苏轼及弟苏辙的文采颇为赞赏，并称为子孙谋的宰相之才，这无疑是喜欢苏东坡之人杜撰的，首先文笔才华与治国理政才能并无关联，再者宋仁宗自己的事都很多无法掌控，更遑论预知身后事，退一步说，科举进士绝对都是文学水准很高的人才，宋仁宗岂能就偏偏只识得苏轼之才。苏轼的履历告诉我们，苏轼并不具备宰相之才，文学之才倒是享誉至今，诗词歌赋和书画文章的确是能手，或许自古才命两相妨，文学才能过于耀眼的他，在政治上的命途并非特别好，有过牢狱之灾和贬谪到最南方的经历，在宋朝优待士大夫的背景下，经历牢狱之灾和贬谪至落后的南海也算是一种屈辱。
有人做过统计，苏轼大致有两次影响较大的贬谪经历和一次自请出朝的经历，当然有人将自请出朝的经历也视为贬谪，为官四十载，三次逆境经历大约十来年，这十来年中，是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其中被贬黄州时尤盛。苏轼被贬黄州的缘由，政治缘由说是反对朝廷推行的新法，导火索是他的诗歌文章，从维护苏轼名誉的角度上讲，则是遭受敌人的诋毁污蔑，鉴于苏轼的才气名誉，世人也习惯性的接受这些说法。不管怎么讲，苍蝇不叮无缝蛋，苏轼必定是有大错特错在先，不然不至于被关押至乌台，其本质是恃才傲物的苏轼，对朝廷的新法政策有意见有想法，固然不足以成为他被押往京城调查及被贬的缘由，但是通过诗词歌赋公开评论对新法的不满或者说发牢骚，这便是苏轼的不对了。受乌台诗案牵连的人有几十人之多，苏轼虽是诗案的主要人物，但是“定罪”并不是最重，名叫王巩的朋友被贬谪至当时荒僻的岭南，名叫王诜的驸马都尉（当时皇帝宋神宗的姐夫或妹夫）被削去爵位。
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担任无权执掌的团练副使，虽无权但官员的身份待遇仍在，吃喝玩乐应该是不需愁的，毕竟在此期间，苏轼还和友人同游一百多公里外的庐山，留下哲理诗名作《题西林壁》。然而，乌台诗案被罚最严重的王巩（王定国）就不好彩了，前往贬谪岭南的路上千辛万苦，气候水文不服，为此苏轼感到内疚，表示王定国因他的过错而获罪，在荒僻的南方受苦受罪，不过他们的友谊较为坚毅。他们北归京师后会宴饮酒，得知王定国在岭南艰苦时刻，尚有一位女子深情的长伴左右，遂即兴创作了一首《定风波》词赠送，记录了他们叙旧时交谈甚欢但带有伤感的场景。在黄州期间的第三年春天，玩乐依旧的苏轼，与朋友出游却遇上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朋友们淋雨成落汤鸡倍感狼狈，然而词人苏轼却泰然处之，灵感大发而创作出名篇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宋）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者写作这首词前，讲到他与友人在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从序言中可知，某次外出巧逢大雨，同行的人都淋雨成了“落汤鸡”，淋湿一身让同行人倍感狼狈，然而词人却很坦然接受淋雨的事实并泰然处之，天晴之后有所感想便作出此词，成为人们推定苏轼为乐天派的代表之作。粤语中有一首名为《定风波》的歌曲，歌曲将苏轼这首词收录其中，并成为高潮的一段，这首《定风波》粤语歌未能广泛传唱，或许与这首宋词的旋律有关，用唱歌的方式演绎这首词，并未彰显宋词的音乐美，也许也是有可能宋词不适合现代唱腔，也有可能是李清照在其《词论》所言的那样，苏轼之词不协音律，故不适合唱。这首《定风波》的妙处在于它创造了名言警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其次整首词传达出作者泰然处之的心态和豁达的胸襟，是诗词欣赏者之所以喜欢它的重要原因，用现代话来讲，宛如一碗香滋滋的鸡汤。
见识过竹叶被风吹雨打，曾经听着淅沥的雨声淋打着竹子，想起了苏东坡的这首词，甚是理解词的开篇写到“莫听穿林打叶声”，穿林打叶声渲染出，正经历一场疾风骤雨，“何妨吟啸且徐行”，倾盆大雨之时还能照常徐徐前行，毫不在乎大雨浸湿身体带来的狼狈之感，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也只有释放压抑情绪之人才会享受大雨带来的舒爽快感，常人在大雨中漫步反而被认为是发神经。“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顶着风雨，以“轻胜马”的心态从容往前行走，传达出他笑傲狼狈处境的豪迈胸怀，再来总结一番说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从眼前的风雨扩展至自己的平生，提升了作者面对人生风风雨雨的胸襟，在宦海沉浮环境中依然我行我素的超我情怀。词的上阕着风雨降临时的画面，描写经历风雨后的狼狈处境和泰然自若的心态，通过生活中随遇的一件小事，在简朴中见识深意，传达出豁达的胸襟和寄托着超然的人生感想，自是作者乐天派形象的最佳诠释。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微寒的春风吹醒我的酒意，身上还感觉一些寒冷，山头上的阳光却迎照着我，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始料不及的雷阵雨，其延续时间应不长，足以让苏轼一群人顿感狼狈，从下阕开头可知，它侧重描写雨后的画面。结尾处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本词点睛之笔，这句饱含人生至理的神来之言，道出了词人在经历自然一场风雨之后的顿悟，自然界的风雨无法意料，人生风雨亦是如此，在波云诡谲的官场中，自己被贬黄州的这场风雨又算什么。回想来的时候风雨萧瑟的场景，归来时，已无需再理会它是风雨还是晴天，传达出作者不仅能够接受萧瑟的人生境遇，意指被贬至黄州成为罪官，对接下来是迎接风雨抑或是迎来政治上的曙光，自己都已释然，欣然接受。从整首词的意思来看，苏东坡是想向外人表示，已坦然接受现在的处境待遇，将用旷达的心胸面对人生风雨。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宋）苏轼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定风波》一词显然不及上面的那首，但却是该词牌名下可读之词，同样的，这首词也有序言，通过序言可知，苏轼与朋友王巩会宴饮酒时，朋友叫来一位名为“柔奴”的歌妓陪同。这位歌女是王巩贬谪岭南的时候不离不弃，苏轼得知这位歌妓在岭南陪伴友人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于是问起柔奴道，“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却对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也许是被歌妓回到的有所感触加上对朋友王巩的愧疚，于是创作了这首词赠予友人及这位善解人意的歌妓。从标题“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可知，这位歌妓或许已经升级为友人的小妾了，后来苏东坡被贬至岭南时，跟随她多年的歌妓朝云，不离不弃并且玉殒岭南，苏轼纳陪伴左右的歌妓为妾。或许有人为朝云不平，为啥只能为妾而不能为妻，恐怕不是苏轼不愿意，而是朝云的歌妓出身，注定不能成为士子的正室，对于士大夫身份的苏轼，不敢为了一位歌妓女子以身试法与士族传统要求对抗。
词中讲到，万里归来颜愈少，这里是指王巩和柔奴从遥远的岭南回来后，人的精神面貌应该是好很多了，所以才言之柔奴微笑时，犹带岭梅香，这里的潜台词应该苏轼安慰友人和歌妓柔奴的，从苏轼的问题便可知，岭南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心力交瘁，而北归京师后才能得以颜愈少。最尾一段，“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即词中序言所叙述的苏轼与柔奴问答，是整首词的神来妙笔，蕴含了作者欣赏低微身份的歌妓柔奴，身处逆境依然能保持安之若素的高贵品性。此词的最后一句，至今仍有传诵，广泛流传于漂泊在外的游子脑海里，它能广为或许因为苏轼的这首词，但其寓意所表达的内容，其首创并非柔奴或者苏轼，在中唐时期，白居易就曾写到，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或许定风波的词牌之名，决定了它旗下的词具备积极豪迈的格调，苏轼的这两首《定风波》词，不管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抑或是“此心安处是吾乡”，都诠释出作者传达积极乐观心态和坦然面对逆境的乐天派形象。道家思想里面，有个说法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喻指在现实的无奈和残酷面前，要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两首词都先是苏轼有强烈的道家观念，这也许是林语堂能著有《苏东坡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轼的一生，在官场中两次重大沉浮，这两首词皆皆源由于他的人生第一次下沉，也是这段时间，他文学成就达到高峰，他第二次下沉时，是贬谪到岭南，年过半百的他虽折腾的辛苦，也有佳作出现，但是其作品的精神及气象远不及他在贬谪黄州的时候。大部分人做不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心态，在逆境时选择苏轼式豁达的心态亦好，身处逆境时，汲取下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和“此心安处是吾乡”等一般的心灵鸡汤，未尝不可。值得一提的是，曾经被苏轼视为荒僻的岭南，岁月荏苒不足千年，不仅不是遥远他乡和艰苦之地，而是吸引全国人民纷至沓来的安心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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