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国时期文化

    学术思想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分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形态，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佛教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它的思想被文人学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公元240年－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文学著作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东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覈、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覈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采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宗教发展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三国时期，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翻译。昙柯迦罗译出《僧祇戒心》，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始祖。魏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拜支谦为博士，辅导东宫。支谦的翻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其中重要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等。康僧会得舍利，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康僧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等。旧录载蜀国译有《首楞严》及《普曜经》。中土沙门也开始西行求法，朱士行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出发前往于阗，写得《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遣弟子送回洛阳，后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势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自巴蜀巫术。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艺术

    三国在艺术方面，东吴有八位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时人称为八绝。有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

    绘画

    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祖”，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等。画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运笔而成。其作品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孙吴吴王赵夫人，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是开山水画之首。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蜀汉诸葛瞻亦工书画。

    书法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钟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著有《笔经》。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