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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治济的一番话最终把所有人说的哑口无言。本多忠筹和安藤信成转而决定支持德川治济，但还是有人反对这一提议，最后德川治济双手一摊。
“不摊给外样大名，就只能由诸位一起共赴国难了，大家一起分摊一下，每个人凑个十万八万两银子，或许赔款也就凑齐了。”
一阵沉默之后，德川治济之前的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而且，不单单是均摊战争赔款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甚至于德川治济提出的威胁京都朝廷、给德川幕府这一行动提供大义名分的提议，也得到了德川幕府官员们的支持。
在接下来的幕府会议上，面对一些道德君子的反对，德川治济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场战败绝对不能由幕府单独吞下苦果，必须要想办法把这场战败由幕府的战败上升到日本全国的战败，把所有的责任均摊出去，不能由幕府单独承担。
不管其他势力有多么的无辜，也必须要一起拉来承担这场失败的恶果，否则德川幕府将不能继续稳固统治，大家的地位也会受到动摇，大家的利益也会被严重动摇。
届时，难道大家想要再迎来一场关原合战吗？
到那个时候，大家是西军，还是东军？
该说不说，德川治济还是個老谋深算的聪明的家伙，他的这一决议得到了幕府的支持，随后他亲自带领一支军队去了京都。
通过武力威慑与减少甚至是停止拨付经费给朝廷的威胁，他成功胁迫光格天皇下达诏书，宣称此次战败是日本全国的战败。
此次战败的责任，自天皇以下全体臣民都有责任，所以战争赔款需要由大家共同承担。
根据德川治济的计划，将战争赔款的三分之一规定为幕府直接缴纳，剩下三分之二要由全国各地所有大名一起承担。
在具体的份额摊派之中，德川治济根据各地大名与幕府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分配。
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群体中，在幕府担任职位的不需要摊派。
御三家与一桥德川家作为幕府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亲近的血脉亲属，各自摊派五万两。
其余亲藩大名、谱代大名根据各自领地的多寡，象征性摊派一万两至五百两。
剩下的全都是外样大名群体来承担。
外样大名群体中，德川治济也进行了划分，没有一刀切。
与幕府关系比较亲近的、素来友好的，就摊牌的少一些，比如前田氏加贺藩。
加贺藩是江户时代第一大藩，领地一百零二万石，经济状况比较好，但是因为与德川家长期保持深厚的姻亲关系，所以仅仅只需要承担九万两的份额。
至于与幕府关系很不妙的萨摩藩、长州藩、佐贺藩等等外样大名的领地，就要承担数量比较大的赔款。
萨摩藩是仅次于加贺藩的第二大藩，在与幕府的关系上也远远不如与德川家有长期姻亲关系的加贺藩，所以此次直接被分摊了七十一万两白银的份额。
长州藩被分配了六十八万两的份额。
佐贺藩被分配了五十九万两的份额。
另外，东北地方的大藩仙台藩被要求承担四十七万两的份额。
其余诸多外样大名也根据各自的石高而被分配了二十万至四十万的份额。
这份战争赔款摊派计划中，德川治济不完全看经济发展程度和实际收入程度，更多的是根据与德川幕府的亲疏程度来分配份额。
就这样，他还大言不惭地说等战争赔款交付之后，大家需要在德川幕府的领导下自强不息，以期夺回被兰芳夺取的利益，试图转移矛盾到兰芳政府身上。
这诏令是冠冕堂皇的，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给说了，最后仅仅是考虑到各藩被压迫太甚极有可能联合反抗的因素，于是允许各摊派赔款的外样大名拥有一年至三年不来江户拜见将军的“特殊优待”。
原本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光格天皇在武力威慑与财政威慑之下不得不接受德川治济的要求，强行背上了这口黑锅。
于是德川治济志得意满的离开之后，光格天皇直接气的晕了过去，卧病不起。
与此同时，德川治济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排除战争的可能性。
因为对这些日常哭穷的家伙深深地了解，所以别说那些外样大名，就算是亲藩大名也未必愿意接受帮幕府均摊战争赔款的要求。
虽然有些人需要承担的份额比较小，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说属于飞来横祸，完全不是他们的责任却要他们一起承担后果，他们要是能乖乖的答应就怪了。
所以德川幕府很有可能需要进行一两次的小规模战争来表明自己的决心。
虽然会花很多钱，但是这对于幕府来说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德川治济就把这里头的门道说得非常清楚。
“这一次行动，只要有了天皇给的大义名分，不仅仅可以让各地大名替幕府分担战争赔款的负担，也可以同时发现对幕府不够忠诚、不够服从的大名到底有多少。
过去因为种种原因，虽然幕府占据绝对优势，但也不能讨伐那些对幕府不够恭敬的大名，而这一次如果他们连天皇的旨意和将军的诏令一起违背，那么就不一样了。
届时，幕府就有足够的大义名分可以调遣军队讨伐那些不听从命令的大名，削弱他们的势力，夺取他们的领地，说不定战争赔款可以凑齐，还能留下来不少弥补财政的亏空。”
德川治济认为这是一石三鸟的绝妙行动，是挽回幕府统治危机、重新梳理幕府武力威慑的一招妙手，是扭转乾坤、转败为胜的第一谋划，他为此十分得意。
幕府相关人员也对德川治济的这一突出想法感到非常的赞赏。
他们声称这场战败对于幕府来说的确是耻辱，是坏事，但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场战败所引发的后续影响如果操作的好，或许可以成为幕府进一步深化对日本全国统治的绝佳契机。
反败为胜，不外如是！
于是在战败之后一个月，德川幕府一扫战败初期的颓唐，居然开始举办起宴会来了，日日莺歌燕舞，大搞排场，弄得当时还没有离开日本的外交总长陈启隆非常惊讶。
“明明打了败仗，不努力自强、改善弱点，居然还举办宴会，继醉生梦死？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本性如此？”
通过内应进一步了解之后，陈启隆无奈的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为自己有那么一瞬间以为德川幕府要卧薪尝胆而感到羞愧。
这群累世贵族早就从根子上坏掉了，没希望的。
可以说精神胜利法的精髓已经被德川幕府完全掌握了，其精神胜利法的运用之精妙，连阿q见了都要磕个头喊一声祖师爷你大显神威呀！
德川幕府这一系列不做人的操作执行下去之后，消息当然也被赵学宁完全得知。
赵学宁当时就判断德川幕府这一策略对地方压迫太甚，只要执行层面出了一点问题，幕府和地方上的大名绝对要兵戎相见。
再加上德川幕府对这件事情的强硬立场，赵学宁认为战争的烈度不一定会很小。
而对于这件事情，赵学宁认为兰芳政府应该采取的立场就是支持幕府的立场。
在军事委员会上，赵学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德川幕府足够无耻，足够卑劣也足够无能，这样一个幕府如果在这场行动当中获得了胜利，成功镇压了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必将进一步激化其自身利益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对立。
他们如果能在兰芳的支持下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且尝到甜头，就是在与日本国本国的利益越走越远，而和兰芳越走越近，直至完全对立。
到那个时候，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德川幕府必然进一步向兰芳靠拢，他们会出卖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换取兰芳多方面的协助，最终完全成为兰芳的傀儡，
这十分有助于兰芳全方位掌控日本的经济命脉，为下一步将其纳入中华联邦之中奠定基础。
所以兰芳政府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对德川幕府予以重大支持，采取完全支持德川幕府并深化合作、拉拢的态度，当德川幕府的军事力量难以为继的时候，兰芳军队需要果断出击，帮助幕府军作战。
赵学宁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所以兰芳很早就定下了针对日本国内情况的论调，随后赵学宁就冷眼旁观等着日本国内闹出乱子来。
可以说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没有超乎赵学宁的意料。
在得到了天皇诏令和将军府命令的情况下，除将军直属领地的管理者们之外，所有的亲藩大名与外样大名都感到惊讶，当然更多的是感觉到了恼火。
他们不知道幕府怎么有这个脸把幕府的失败说成是全日本的失败，他们怎么敢把幕府的责任以一招乾坤大挪移给均摊到了所有大名头上。
别说素来与德川幕府面和心不和的外样大名们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就算是那些关系比较近的亲藩大名也有点难以接受这个事情。
你幕府跟人家打了败仗，要给人家赔款，你自己赔就是了。
将军家的领地是全日本最多的，人口也是最多的，最肥沃的土地都是将军家的直属领地，将军家直属四百万石，还掌控了几乎全部的贵重金属与重要商贸渠道！
你们是最有钱的，到头来你们自己不愿意出钱，还要贪我们这仨瓜俩枣，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比起分摊份额相对较少的亲藩大名，外样大名们明显更加恼火。
因为在这个均摊方案当中，一千一百六十七万两的战争赔款中，有超过一半的份额都被外样大名分摊了，剩下的则是由亲藩、谱代大名和幕府共同分担。
这过于明显的依照远近亲疏来制定的分摊方案实在是让外样大名们非常恼火，
如果要大家分摊，你弄一个相对公平点的分摊方案，自己多一点，外样大名少一点，说点软话，对于大家伙多多少少也是一个安慰，大家伙儿也不会那么生气。
可是伱这赤裸裸的居心不良，这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一点！
这摆明了不就是要针对外样大名吗？
且不说德川幕府规定之下，外样大名没有参与德川幕府中央政治的资格，最主要的是德川幕府还规定了各地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使得地处偏远的外样大名承担着非常严峻的财政负担。
按规定，全国外样大名分为东西两半，一半住江户，一半住领地，每年四月进行交换更替。
另外，大名的妻子须常住在江户，事实上作为人质。
每年到了时间，各地大名依地位带领侍从，构成“诸侯行列”，按期到江户参觐交代。
由于大名带领人员前往江户时人数往往众多，且大名一般会有一些攀比心理，不愿意丢了面子，甚至强行雇佣人员充当临时部下也要扩充随从人数，所以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的耗费十分巨大。
因此这一制度不仅可以使幕府实际上把居住在江户的大名作为人质而加以控制，还可以大量消耗大名的财力，使之无力叛乱。
而且跟着大名抵达江户的都是具有较高消费力量的中上级武士阶层，消费能力很强，所以这群人的抵达也能增加德川幕府的财政收入，使江户城的商业更加繁华。
用他们本地的钱来江户消费，创造江户的繁荣，颇有现代金融转移的风味，德川氏统治者的统治思维可绝对不落后。
可以说德川幕府的这一制度不仅剥削了大名的钱，也控制了他们的时间。
日本各地山地比较多，交通不便，大名在江户的时间是硬性规定的，而前往江户的路途又要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总体来说，大名每年一般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领地，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不是呆在江户就是在赶路。
对于地处偏远的外样大名来说，一来一回，一年就不剩多少时间了，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治理内政、增加声望。
大名长期不在领地，藩政大权只能交给家臣团处理，以至于家臣团的势力不断扩张，大名的权力受到影响。
如此一来，包括亲藩大名在内的地方大名很难说能够成功反抗德川幕府的统治，这一统治模式还是比较牢固的。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大名们也不是没有应对措施。
比如做一阵子大名之后就把位置让给自己的继承人，自己宣布隐居，退居幕后，但是不放弃权力，实际执政。
如此，前往江户折腾来折腾去的任务就交给继承人，吃苦受罪也是继承人去承担，自己就能长期留在领地执政了，等自己死了，继承人也有样学样的退位隐居做幕后掌权人，躲避制度，实际执政。
这都是下有对策的产物。
很多封建礼法制度的约束都是针对名义上的统治者，只要跳出名义的范畴且依旧能把握住实权，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度，这也是一个政治潜规则。
当然了，受到这种制度针对的大名们肯定是不高兴的，尤其是外样大名，他们更是严重不满。
面对这种过于明显的削弱控制策略，他们要是高兴，就奇了怪了。
此番兰芳军队炮打江户城，德川幕府的软弱和军队的拉跨被居住在江户的亲藩、谱代大名与外样大名们看了个真切。
虽然他们也震恐于兰芳军队的强力，但是德川幕府的衰弱已经被他们看穿了。
因此在四月份东西两半大名交换驻地的时候，返回各自领地的地方大名们就已经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内宣扬幕府的软弱无能和军队的腐朽。
尤其是返回领地的西部地区外样大名们，他们更是对德川幕府在战争期间的混乱与软弱无能大加宣扬、嘲讽。
其中以长期与幕府关系不好的萨摩藩与长州藩为代表，另外土佐藩、佐贺藩、熊本藩等诸多西部地区的外样大名也同样对德川幕府的行动冷嘲热讽，对德川幕府的畏惧大大衰减。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川幕府居然还利用光格天皇的名义强行对他们摊派了大量战争赔款，更是让他们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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