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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峨陷入精神内耗的时候，李闯其实也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为什么清军的进攻是一阵一阵的，人数还不统一，更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京师还没有做出反应。
他派去京师刺探消息的人带回来的消息是京师一切如常。
不对啊，京师不应该一切如常啊。
我都这样了，他们没理由不知道啊。
而且就算我这边的消息没传过去，京杭大运河被截断的消息难道传不过去吗？
那确实，李闯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正常来说，京杭大运河被截断的消息肯定是要第一时间传到京城的。
但是他这个消息就有点奇怪了。
李闯于是开始怀疑是不是有地方官员把这个消息摁住了，不让满清朝廷知道。
但问题在于满清朝廷连近在咫尺的天津都控制不了吗？
连李闯都觉得很离谱的事情，当然也会有人觉得很离谱。
于是，七月二十八日，天津方向出现问题的情况终于摁不住了，连商人和平民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官员们也意识到了问题。
天津到底是距离京师太近了，而且弘历此时此刻也不在京师，要不是败的太惨，刘峨应该还能摁住一段时间。
六月份的时候，弘历就去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了，此时此刻正在承德。
京师目前主事的人，是和珅。
去年，乾隆五十一年的时候，弘历执政后期地位最高的汉臣、东阁大学士梁国治去世，弘历挑选了兵部尚书王杰递补进入军机处，五十二年正月正式任命王杰为东阁大学士。
至此，帝国权力中枢军机处就有了六位大臣。
按照资历、权势和地位排名，依次是领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兵部尚书庆桂，户部尚书福长安，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杰，以及户部左侍郎董诰。
从组成成分上来看，四人为满洲人，两人为汉人，弘历所需要维持的满洲优先局面彻底稳固。
但是这个局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阿桂与和珅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
之前西北战事的时候，弘历为了让和珅赚点功绩好给他提升职位，就让和珅到前线去。
但是和珅精于办理政务、搞财政，却实在不会打仗，一顿乱操作，搞得大军惨兮兮，得到了海兰察等一众武将的集体鄙视，最后他们都不听和珅的，架空和珅，直到阿桂抵达前线取代和珅才扭转了局面。
阿桂当然也十分看不起这個溜须拍马乱指挥的家伙，对他一顿呵斥，又上奏折给弘历，建议弘历不要再给和珅上前线带兵的机会，狠狠折辱了和珅。
和珅就此记恨阿桂，始终与阿桂为敌。
阿桂资历深厚，位高权重，为首席大军机，而和珅靠着弘历的宠幸和搞民政、财政的硬本事，也在朝廷里站稳了脚跟，成为弘历无法缺少的重要助手。
于是两人在政治领域的敌对就开始了。
六个大学士、军机大臣之中，庆桂因为长期在外担任督抚、将军的职位，不怎么在京城担任职位，没有掌握中央实权，所以未曾介入到军机处内部的争端之中。
其余五人里，阿桂、王杰和董诰都很讨厌和珅，这三人掌握一部分实权，构建起了阿桂派系。
和珅则与傅恒的儿子、福康安的弟弟福长安关系不错，构建起了和珅派系。
阿桂派系主要在军队里根基深厚，在军事部门里的势力也很大，属于能打有权力的硬实力派别，从硬实力上来说，和珅是难以和阿桂抗衡的。
和珅派系在吏部、户部等人事财政部门里有较大的势力，硬实力虽然略显不足，但是因为有弘历的宠幸，他在人事方面掌握一定的实权，对阿桂派系能形成有效的制衡。
另外，因为和傅恒的儿子福长安的关系很好，而福长安属于皇亲国戚，所以和珅也算是背后有人。
更别说弘历因为十分喜欢和珅，还公开许诺要让自己的女儿与和珅的儿子成婚，让和珅也成为皇亲国戚。
这下子，和珅的后台就更稳固了。
阿桂派系虽然很讨厌和珅，但始终无法打压和珅派系。
和珅当然也很讨厌阿桂，但是也无法对硬实力杠杠的阿桂派系进行有效打击，双方就那么僵持着。
而在眼下这个极为微妙的时刻，京师城中也有着一派有趣的局面。
首先是弘历北上承德避暑山庄，一方面避暑，一方面也是要趁这个机会搞一搞和蒙古王公的会见，拉拢人心，判断蒙古王公们有没有想要搞事情的心，顺便搞一搞惯例的围猎活动来锻炼八旗士兵的弓马技术。
一般来说，每一年他要在承德避暑山庄待上两三个月，这期间，军机处的大臣们就会担负起相当重大的职责。
本来，这个时候应该是阿桂与和珅一起主掌局面的格局，但是很不巧的是，阿桂因为黄河决口的事情南下治水去了，不在京师。
阿桂不在，庆桂也不在，身为汉臣的王杰和董诰自然无法与和珅抗衡，于是京师大权为和珅一人独揽，福长安为其辅助，两人一唱一和，十分自得。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的事情发生了，和珅发现了问题，立刻派人了解情况。
然后和珅总算从通州那边得知消息，知道直隶总督刘峨很早就知道了天津的情况，但是没有通报朝廷，反而试图先解决问题再告知朝廷。
他把消息给摁住了。
结果当然是一塌糊涂。
听说已经数次作战数次失败，大败之后消息摁不住，这才传到了京师，朝廷才终于得知。
和珅当时还真不是生气，而是有些迷茫。
这刘峨……
胆子也太大了吧？
听说这老家伙还是挺有能力挺忠诚的，怎么在这个事情上居然如此胆大？天津都给人家攻占了居然一声不吭要自己解决？
那么大的事情，但凡处置不好，让贼人威胁京师，你有几条命能赎罪？
但是与之相比，那伙攻占天津的贼人才是更加严峻的问题。
什么贼人胆子那么大，居然敢攻击天津、威胁京师？
这可是大清帝国的京畿之地，你居然敢在这里造次？
是什么乱民起事吗？
还是说……倭寇？
和珅读过史书，知道前明的时候曾有倭寇从这里登陆威胁京师的安全，后来嘉靖皇帝在天津和大沽地区设下防卫，开始注重这里的海防。
但是前明之后，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动乱了，几乎没什么安全问题，所以海防松弛。
于是和珅一面派人了解消息，一边派人把这个情况送给弘历知道，打算狠狠的参奏刘峨一把。
刘峨在政治上与和珅挺不对付，仗着本身资历深厚，不把和珅当回事，不与和珅友善，和珅对他很不满意，这一次正好抓住机会给他一撸到底！
让你嚣张！
之后，这个消息送到了承德避暑山庄，让正在避暑的弘历知道了。
弘历果然大怒，一面恼怒京畿重地居然有人敢于闹事，一边恼怒于刘峨这个老臣居然敢欺上瞒下，那么大的事情居然敢摁住不说，擅自做主。
弘历一生气，就下了旨意，把这个事情交给和珅主持，把刘峨下狱论罪，着重论处，另外任命福长安暂时署理直隶总督的职位，负责调兵遣将平定叛乱，和珅为他筹备后勤。
因为乾隆年间各地闹叛乱其实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动不动某地就有一些农民起义之类的，人数往往也不多，数百人千余人，往往地方驻军靠着各自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能解决掉。
所以和珅打一开始并没有重视这个情况。
尽管对方在天津，和珅也不认为解决不了，他认为主要责任在刘峨，在他的乱指挥，把兵力一点一点送到天津去，没有集中兵力，以至于战败。
至于天津“贼兵”的数量，和珅得到的消息不统一，有说两千余人的，也有说三千余人的，还有说一千余人的，所以和珅折了个中，给弘历的奏折写的就是【乱贼两千余人】。
这一点点小毛贼，那弘历当然也就没有太过于重视。
他正在主持木兰秋围的事情，忙着笼络蒙古王公的心，不想太过于分心，乱贼两千余人也不至于影响大局，交给和珅与福长安处理就可以。
随后，领下命令的福长安带人去了保定府，把犯有【欺君之罪】的刘峨逮捕归案，押送京师，自己接过了直隶总督的职位，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平定叛乱”。
无奈的刘峨仰天长叹，感慨着自己的命运多舛。
这个时候，已经是乾隆五十二年的八月初一了。
没过几天，八月初三，和珅终于接到了书麟送往京师的奏折，得知了南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李闯都已经打下天津大半个月了，刘峨都落马了，福长安正在准备收复天津，一切仿佛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结果这个消息的出现打破了京师的宁静。
要说也是有趣，本来要是一切顺利，最晚七月中下旬，京师也能得到大运河被截断的消息，可情况偏偏就不是如此。
自打六月二十五日兰芳海军攻占镇江府切断大运河航线之后，江北方面最快反应过来的扬州府知府并没有打算立刻就把大运河被堵塞的消息告诉朝廷。
他觉得这是一伙胆大包天的贼人，自然会由两江总督解决掉他们，解决之后再上报，就算是立功了，可以讨赏。
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扬州府的事情。
那么大的事情，扬州府兜不住，这应该是两江总督和漕运总督的事情，扬州府率先上报算什么？越俎代庖？
那事情解决之后两江总督和漕运总督会怎么看待扬州府？
犯不着得罪这两尊大神。
于是在这个渠道尚且畅通的时候，扬州府什么也没做。
等之后情况恶化，清军屡次惨败，那些“贼人”横行江面的时候，扬州知府才意识到有点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书麟那边的具体消息。
要说书麟也是倒霉。
六月二十六日，他就已经派人北上报信了，结果第一批次的人回来报告说没有船，无法渡江，于是书麟赶着让人造船，再派人去。
第二批次倒是有船了，但是船渡江渡到一半被正好路过的兰芳六级舰一炮干沉了，船上五个人全淹死了。
第三批次他们学乖了，趁着夜色悄悄渡河，终于成功了，几次折腾下来浪费五六天的时间，几公里的路途消耗了十几个人，七月二日，才成功渡江。
送信人员抵达扬州府之后向扬州知府请求帮助，要把消息告知朝廷以求援，需要他们用运河渠道给予帮助，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直达京师。
扬州知府当场就脑瓜子嗡嗡的。
本以为书麟可以派遣军队轻松解决掉这股胆大包天的贼人，结果没想到书麟居然说自己屡战屡败，连镇江府都丢了，江宁府还危在旦夕。
扬州知府怕了。
本来他立刻安排人给送信使者顺着大运河往北送，事情也就了了，扬州府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问题在于，扬州知府现在还真的办不到这个事情。
官府判断出了什么事情需要准确的情报，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搜寻证据，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才能得出结论。
可民间不需要。
民间对于突发事件的传播，很有抽象派的风格。
民间对于突发事件的传播很有意思的，五个人互相传播消息，从第一个人传到第五个人的时候，消息已经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大运河被封锁，南北漕运断绝，第一时间感觉到不对劲的除了扬州官府，还有大运河的漕兵、漕工、船工们，包括商人们。
大运河作为一条联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承载的是给生产力不足的北方输血的重大使命。
自元代以后，大运河的战略意义就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级，且不说京师需要大运河提供粮秣、税收，整个大运河沿线的所有地区基本上都要靠着大运河吃一口饭。
清政府的官方机构在大运河有很多官员、数万漕兵，这些人都是靠着大运河吃公家饭的，除此之外，民间也有很多人靠着大运河吃饭。
帮助朝廷运粮，帮助朝廷运送税收，运送各种行人旅客或者办理要务的人前往北方，再从北方把人带回南方，这是一方面的。
另一方面，那么多人南南北北的来往，沿途可能停靠游玩吃饭消费，这就给大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
很多没有土地的人就靠着大运河吃口力气饭、运气饭，日子紧巴巴的倒也能过下去。
明代中期以后，包括整个清代，其实都有很多官员提出大运河运行成本太高，修缮难度太大，对于大运河的现状十分不满。
就拿漕粮来说，运河不少河段水浅，大漕船逆流而上，需要养着数万的民夫漕工拉纤，人力漕船行船缓慢，江南漕米运到京师，发霉变质者比比皆是。
很多官员提出应该效仿元代采用海运策略来节省成本，可始终无法成功。
究其缘由，也很简单。
朝中有大量的河道官，疏浚运河对他们来说既是升官的政绩，又是从中贪污腐败捞银子的机会，停止漕运，只会让他们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肯定不答应。
至于靠着运河吃饭的那么多人，一旦没了运河的生计，也不知道要多出多少没饭吃的流民，这些流民又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变成乱民，发起暴乱。
朝廷为此顾虑重重，始终无法解决运河问题。
而放到眼下，运河从江南段被兰芳截断，漕运船只南北断航，靠着运河吃饭的普通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寒风凛冽。
再有人带回了不明船只截断运河的消息之后，大量流言开始传播，扬州府人心惶惶，人心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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