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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众人对赵学宁这番话的反应很不一样。有人感到畏惧，有人感到激动，有人感到担忧，有人沉思着考虑双方的实力对比。
海州州长陈庆站了起来发言。
“大总统，虽说以少胜多不是不可能，但是大清掌握的领土资源，包括人口，数十倍于我，如果不能速胜，我必将陷入困局之中，而如今，以我军的实力，能够速胜吗？”
陈庆的意见也是在场不少人的意见，他们纷纷点头，虽然没有说话，但意思是很明确的。
他们觉得，大清太大了，太强了，兰芳就算能打过，也耗不过。
所以必须要选择一战而胜的速胜战法。
然而赵学宁却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
“陈州长，你说要速胜？我看好像也有不少人赞同这个看法，但是我和你们的看法完全相反，速胜，是万万不可的！我们要打，就要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决不能速胜，因为比起我们，大清才是耗不起的那个！”
这番话说出来，除了少数人露出沉思的神情，大部分人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显然对于赵学宁的这一看法持怀疑否定态度，不知道赵学宁为什么这样说。
怎么大清才是那个耗不起的家伙？
他们耗不起？
那么大的国家，耗不起？
还真耗不起！
赵学宁笑了笑。
“我知道诸位都怀有疑惑，觉得大清那么大一個庞然大物，怎么会耗不起？但是我要说，他还就真的耗不起，诸位也都知道，大清是小族临大国，其立国根基，不是全体国民，而是旗人。
其行军征战、治理国政，多以旗人为先，高官厚禄者为旗人，领兵作战者同样也是旗人，皇帝不信汉人，只信旗人，对于汉人，则多加防范，并不会引为臂助，反而多方严厉禁武。
在这样的基础下，大清能够与我们成为敌人的，就是满蒙汉八旗之兵，其他包括绿营在内的，还有天下万民，他们都并不是清帝的臂助，相反，他们是清帝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
这番话说出来，原本那些感到惊愕的官员也开始思考这话里的意思。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出生在清帝国本土，后来才渡海到南洋求生存的，基本上对于清帝国都有一个自己的原初印象，无非残暴、不讲理。
但是赵学宁这一分析，他们纷纷感到有点意思。
大清立国，的确是小族临大国，满八旗兵丁人口数量都相当有限，为了扩大统治根基，才增加了蒙八旗和汉八旗，将统治根基从满人扩大到了旗人的范畴，如此才有了他们的核心统治集团。
尽管如此，因为根深蒂固的防汉思想，尽管在康熙和雍正时期汉军旗的人得到了一定的重用和发展，但是到了乾隆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
弘历的想法与他的爷爷、爸爸不一样，他认为汉人太多，汉军旗的人也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一边通过文字狱打压科举官僚，一边通过出旗为民政策打压汉军旗，以全面限制汉人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那些清军入关之后才加入清帝国作战并且因为功劳被抬旗成为旗人的汉人被大规模清退，得到保留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清军入关之前就已经投效的汉人，他们往往被称作“陈汉军”。
经过乾隆朝针对八旗汉军的大规模出旗为民，至乾隆后期，八旗壮丁总人数只剩下五十万左右，较康熙末期的六十九万下降了近二十万的人口规模，减少的基本上都是八旗汉军。
按照五口一户的规模来算，到乾隆后期，满蒙汉八旗总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左右的规模，也就是说，乾隆时期，满清朝廷的政治、军事精英的主要来源，都在这二百五十万人之间。
这二百五十万旗人是满清皇室统治整个大帝国在这一时期两亿六千万人口的主要依仗，而对于这两亿六千万人口，满清朝廷是压榨、利用、防备为主，根本谈不上使用他们的力量。
六十多万的绿营兵更像是地方治安维持部队，而不是精锐野战军，乾隆时期的精锐野战军基本上就是蒙古兵和八旗军队，在康熙、雍正时期战斗力强于八旗军队的绿营的力量在乾隆时期实际上是在被不断削弱的。
“清帝弘历并不信任汉人，这一点从他麾下主要军事将领皆为旗人就能看出来。”
赵学宁拍了拍面前的桌子，缓缓道：“也就是说，整个大清帝国虽然庞大，虽然人口众多，虽然看似强横，但实际上，其人口利用的效率是极其低下的，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充分利用人力。
他们防着汉人都来不及，怎么可能给汉人更多的机会呢？通过科举考试吸纳汉人精英入朝为官已经是极限，他们不可能让更多的汉人染指军权，庞大的汉人人口并不能真正为他们所用。
大清是虚胖，不是强壮，只要我们能打败八旗军，就能戳破大清虚胖的表象，直达虚弱的内里，届时，我们将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诸君，大清，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与会众人纷纷安静下来，面面相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
过了一会儿，在一片安静之中，财政总长唐文山站了起来。
“昔年我在十三行当差时，曾不断听闻京师有大量旗人被迫出旗的消息，出旗的主要是八旗汉军，据说出旗人数达数十万之多。
当时一些在广东为官的汉军旗官员也为此忧心忡忡，慌慌张张，四处走动，当我离开十三行的时候曾听闻，八旗兵丁只剩下五十余万，也就是说，旗人口众也就二百五十余万。
这个数字，较之我兰芳的人口，反而是比较少的，哪怕只和我兰芳汉人口众相比，也仅仅只多了一百万，并非是万万之数，大总统所言清帝对汉人的防范，我是深有所知，所以大总统的意见，我是赞同的。”
唐文山作为资深十三行员工，以及他的特殊经历，对于清帝国的内部了解一直都比较深入，所以他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挺有权威性的。
唐文山说完，司法总长彭敏治也站了起来。
“就我所看到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满洲小族临大国，以百万旗人统御亿万汉人，心虚之情溢于言表，官员、将领多以旗人充当，汉人并无法得到真正的信任和重用。
我家乡的官员，唯有县令多汉人，州府则多旗人，督抚之类，更是旗人居多，领兵征战者更是如此，因此，我赞同大总统所说的，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汉人，只是那二百五十万的旗人。”
两个对于清帝国有着一定了解的权威“专家”站起来附和了赵学宁的意见，于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原本的态度，对于这一意见有了一定的认同度。
海军总长李闯和陆军总长楚腾这哼哈二将直接站起来，用坚决的态度表示陆军和海军谨遵大总统的命令，只要大总统下令，即使是刀山火海，陆军和海军也会义无反顾的冲上去。
军队站队了，财神爷站队了，哪怕赵学宁没有那么大的权威，他想要开战的先决条件也齐备了。
可以说只要赵学宁认为可以了，开战就是必然的，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于是大家达成了初步的意见统一。
但这只是非常初步的意见统一，对于赵学宁提出的要北伐大清的事情，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不过因为保密原则，他们不能把这个消息对外泄露，只能在心里不断的怀疑、担忧。
对于这种较为广泛的情绪，赵学宁也能感觉到，他只能感叹老大帝国的威望实在是太强，哪怕已经是泥足巨人，却依然有着让周边小势力无法直视的强悍光环，自带不可招惹的关键属性。
这种情况也不单单是目前的兰芳所面对的，一直延续到六十年后，横行全球的带英在面对要不要开战的选择上，也是如此。
哪怕有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演讲，带英议会也只是以微弱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开战的决议，还是有将近一半的人不赞同和带清开战。
而眼下，赵学宁觉得自己这边真正支持自己和带清开战的人，恐怕还不到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都没有。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
别人不说，当初弘历要和准噶尔汗国开战的时候，清廷内部只有傅恒一个人支持他，也是大家齐齐反对，但是弘历还是坚持打了这一战，开启了他十全老人的不归路。
弘历尚且可以坚持，我为什么不能坚持？
赵学宁觉得自己再怎么得不到支持，也有军队和财政系统支持他，哪怕绕开整个行政系统，他也能够发起这场战争。
所以对于这一战，他没有任何的担忧，必须要打！
于是赵学宁下令，开始把兰芳的国家经济模式从和平模式逐步向战时模式切换。
未来，在开战前期，肯定是需要兰芳本土向大军提供后勤物资的，就算初步占据了三省之地，也需要兰芳本土输血助战。
十几万大军的规模如果全部上去，肯定需要兰芳全国国民勒紧裤腰带助战，所有物资生产也要全面向军队倾斜，甚至有可能要推动战时配给制度，眼下的和平生活模式也要告一段落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未来，留给兰芳和兰芳国民的，必然是荣耀和辉煌，还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经济模式的切换需要时间，民众也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过程。
不过好就好在兰芳立国五年来，或者说从兰芳公司成立后期以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安稳日子，完全就是一边打一边发展的模式。
兰芳国民也并没有正儿八经的享受过什么和平，大家都是和兰芳军队一起从战时走过来的，每一次发起战斗，总需要一个地区的人进入战时状态，过着战争时期的生活。
他们需要给军队提供一定的运力支撑，需要将一部分生活物资让渡给军队，一些服装、食品厂所生产的东西也会优先供应给前线的军队，而国民们就要度过一段时间相对的贫乏物质生活。
当然，肚子是能吃饱的。
所以说对于战争和战时模式，兰芳国民们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还挺熟悉的，要说反感也谈不上。
一来宣传力量到位，不仅仅是军人荣耀以及保家卫国的战争理念，大家伙儿也不是没有在过去的那种地狱模式里生活过。
过去一旦发生战争，对于平民绝对是一场灾难，殖民政府和部落土著高层可不会那么在意人命，说拉你上战场就拉你上战场，搞不好还让你自备口粮，把不做人的传统贯彻到底。
二来也不会为此发生什么生存危机。
即使是战时状态，兰芳政府也会保证国民的口粮供应完善，不会影响到基本的生存问题。
当然了，随着战时到来，为前线提供支撑的工厂难免需要连番加班加点的搞生产，甚至会取消假期，这一点还是让一些渴望假期的国民感到困扰。
但不可否认的是，日子越过越好，福利也是越享受越无法割舍，且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水平的增长，人群对于战争的耐受力是不断提升的。
兰芳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宣传逻辑就是拿兰芳的福利生活和周边地区其他国家统治下的人们做对比，一对比，幸福感油然而生。
本来就很多，现在更多了
为了保护他们的优厚福利，为了保护他们这一日三餐、十个小时上班和每十天一次休息的美好生活不被打回从前，兰芳国民是拥有拼上一切的觉悟的。
战时模式算什么？
必要的情况下，全民皆兵上战场也不是不可能。
一定福利水平的生活和国族精神初步浸润，已经让兰芳国民们、至少是华人国民们初步产生了国家认同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
他们认同国家战争不是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事情，他们认同国家战争的胜负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汉字教育的推进，各大岛屿上被兰芳实控、进入集体农庄生活的土著国民们也逐步产生了类似的情感，对兰芳的认同和对当下生活的珍惜也同步出现。
整个兰芳实控区五百多万的国民，正在大跨步朝一个标准的文明国家文明社会前进。
而反观带清，就没有类似的情况了。
正儿八经能被承认的国民或许只有那二百五十多万的旗人群体，只有他们才是能够享受经济利益和一定政治权利的群体，算是国民，而其他的人在清帝看来，都不是什么正经国民。
剩下的那两亿六千多万国民，在传统封建帝王眼里，是一种混杂着奴隶、敌人、利用对象、生产资料和个人财产的复杂观念。
真要说与国同休、为国而战、为国而死，恐怕也只有这二百五十多万旗人和那些被科举制度笼络的汉人精英才会稍稍认同，大部分国民是没有这种观念的。
而就算在旗人和汉人精英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内，也不是每个人都正儿八经的拥护带清的统治、愿意为带清的统治奉献自己的一切。
因为利益分配的不均，旗人群体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大家也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不满，只要不能走到顶层，在旗人群体内也是备受歧视和压迫。
所以，真要说为了带清奉献一切，那还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这样的人一定有，但是不算太多。
而可以确定的是，八旗汉军正白旗旗人李质颖绝对不是这种人。
他是一个相较于国家来说更在乎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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